在元朝灭宋的壮阔史诗中，有一位将领的名字始终与“破局”二字紧密相连——他出身蒙古勋贵世家，祖父是横扫欧亚的“上帝之鞭”速不台，父亲是随成吉思汗征战的兀良哈部名将兀良合台；他少年随父平定大理，青年随忽必烈稳固漠北，中年成为伐宋战场的“攻坚利器”，从襄阳城下的“围城大师”到长江之上的“水师克星”，用一场场硬仗撑起了元朝统一的半壁江山。他，就是忽必烈时期蒙古将领中的“实干派代表”——阿术。
1227年，阿术出生于蒙古兀良哈部的军营之中。这一年，他的祖父速不台刚刚结束对花剌子模的征伐，正随成吉思汗转战西夏；父亲兀良合台则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是蒙古军中有名的“勇将”。生于这样的家庭，阿术的童年没有草原牧歌的悠闲，只有战马嘶鸣与刀光剑影的陪伴。按照蒙古部落的传统，他从5岁起就开始学习骑射，8岁便能独自驾驭烈马，12岁时已能跟着父亲的亲兵队参与小规模作战——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模式，让他早早练就了远超同龄人的军事直觉与应变能力。
1244年，17岁的阿术第一次真正走上大战场。当时父亲兀良合台奉命率军征讨云南的大理国，面对横断山脉的险峻地形与大理军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一度陷入困境。在攻打大理门户“押赤城”（今昆明）时，大理军凭借护城河与高墙死守，蒙古骑兵的冲击力无从施展。
危急时刻，阿术主动向父亲请战，率领一支精锐骑兵绕到押赤城后方的山林中，利用夜色掩护找到守军的水源地，不仅切断了城中的供水，还设下埋伏歼灭了前来取水的大理军。这场“断水奇袭”让蒙古军顺利攻破押赤城，也让阿术在军中崭露头角——兀良合台看着儿子满身尘土却眼神明亮的模样，笑着称赞：“这孩子，有速不台的狠劲，更有自己的巧劲！”
平定大理后，阿术又随父亲转战安南（今越南），在热带丛林中与安南军队周旋。彼时蒙古军多不适应湿热气候，士兵病倒大半，阿术却带头学习安南人的防暑方法，还发明了“竹筒储水”的办法解决行军饮水问题。在与安南军的决战中，他率领少量骑兵佯装败退，将敌军引入预设的沼泽地带，再配合主力部队前后夹击，最终大败安南军。这场战役不仅让蒙古军巩固了在南方的势力，更让阿术积累了对付“非草原战场”的宝贵经验——他逐渐明白，真正的将领不仅要会冲锋陷阵，更要懂得根据地形、气候调整战术，这为他后来攻打南宋埋下了伏笔。
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蒙古大汗，阿术因其战功与家族背景，被任命为“宿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忽必烈身边的核心军事助手。此时，蒙古与南宋的对峙已进入关键阶段，南宋凭借长江天险与襄阳、樊城两座重镇，在淮河至长江一线构建起坚固的防御体系。襄阳与樊城隔汉江相望，城高池深，粮草充足，素有“南宋西门锁钥”之称——只要这两座城不失，蒙古军就无法顺长江东下，灭宋便无从谈起。
1267年，忽必烈任命阿术为“征南都元帅”，率军攻打襄阳。临行前，忽必烈问他：“襄阳城坚，宋军精锐云集，你打算如何破城？”阿术回答：“襄阳之强，在于‘内外相通’——宋军可从汉江运粮，也可从陆路求援。若想破城，必先断其援、困其城，待其力竭自破。”这番话，道出了他对襄阳战役的核心战略：不急于攻城，而是以“围”为攻，打一场持久战。
抵达襄阳前线后，阿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堡拦江”。他亲自勘察汉江两岸地形，在襄阳城东、南、北三面修建了十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以土墙连接，形成环形包围圈；又在汉江中设置了“铁索浮桥”，桥上配备投石机与弓箭手，彻底切断了襄阳与外界的水路联系。
这一举措让南宋朝廷大惊，连忙派遣援军从陆路增援襄阳，却都被阿术率军击退——他深知南宋援军的弱点：步兵为主，机动性差，于是每次都以骑兵快速穿插，将援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1269年，南宋名将吕文德率十万大军前来解围，阿术仅用三万骑兵，就在襄阳西南的“虎头山”设伏，利用山地地形阻挡宋军步兵，再以骑兵迂回包抄，最终大败宋军，吕文德本人也因兵败羞愧而死。
围城期间，阿术还注重“攻心”。他严禁士兵骚扰襄阳城外的百姓，甚至允许百姓在包围圈外耕种，只是规定“粮食需优先供给蒙古军”。对于从襄阳城中逃出来的宋军士兵，他不仅不杀，还给予粮食与路费，让他们回家——这些士兵回去后，纷纷向城中百姓讲述蒙古军的“不嗜杀”，逐渐瓦解了襄阳城内的抵抗意志。
更关键的是，阿术意识到传统的攻城器械无法攻破襄阳的高墙，于是向忽必烈请求调遣“回回炮”——这种由阿拉伯工匠制造的配重式投石机，能将百斤重的石弹抛射到城头，威力远超蒙古军原有的攻城器械。1273年初，回回炮运抵襄阳前线，阿术亲自指挥炮兵，将石弹精准地抛向樊城的城墙，很快就轰开了一个大口子。蒙古军趁机涌入城中，樊城就此陷落。
樊城失守后，襄阳成了一座孤城。城中粮草耗尽，士兵士气低落，守将吕文焕（吕文德之弟）多次派人向南宋朝廷求援，却始终没有回音。阿术见时机成熟，派人向吕文焕劝降，承诺“只要献城，可保城中百姓安全”。1273年2月，吕文焕打开襄阳城门，向阿术投降。这场持续了六年的襄阳围城战，最终以蒙古军的胜利告终——阿术用“筑堡拦江断援、回回炮破城、攻心瓦解意志”的组合战术，不仅拔掉了南宋的“西门锁钥”，更创造了古代战争中“长期围城”的经典案例。忽必烈收到捷报后，亲自下诏嘉奖阿术：“襄阳破，则南宋亡矣！此功，阿术居首！”
襄阳之战后，灭宋的大门彻底打开。1274年，忽必烈任命伯颜为伐宋总帅，阿术为副帅，率领二十万大军沿长江东下，目标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此时的阿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一生征战多以骑兵为主，而长江战场以水师为主——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水师，大小战船数千艘，士兵多熟悉水战，而蒙古军的水师刚刚组建，士兵大多不会游泳，甚至晕船。
面对这一劣势，阿术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学习水战知识。他每天都登上南宋的俘虏战船，向被俘的宋军水师将领请教“行船技巧”“阵法变化”，还亲自练习划船、掌舵，很快就掌握了水战的基本要领。不仅如此，他还对蒙古水师进行了“针对性改造”：将蒙古军擅长的骑兵战术与水师结合，在战船上加装“跳板”，让骑兵可以从跳板冲上敌船，展开近身肉搏；又在战船两侧加装“防护板”，减少被宋军弓箭与火攻的伤害。
1275年正月，蒙古水师与南宋水师在长江下游的“焦山”相遇，一场决定南宋命运的水战就此爆发。南宋水师将领张世杰将战船用铁链连接，形成“一字长蛇阵”，企图凭借战船数量优势，将蒙古水师包围歼灭。阿术看到南宋水师的阵法后，笑着对部下说：“张世杰想学三国的曹操，却忘了火攻的厉害！”他立即制定战术：分三路进攻，中路水师以“轻舟诱敌”，吸引宋军注意力；左右两路水师则携带大量火箭与火油，绕到南宋水师的两侧与后方，发起火攻。
战斗开始后，中路蒙古水师按照计划佯装败退，张世杰果然下令追击，南宋水师的“一字长蛇阵”很快变得混乱。此时，阿术亲自率领左右两路水师发起猛攻，火箭如雨般射向南宋战船，火油洒在船上，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南宋战船因被铁链连接，无法分散，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阿术又下令蒙古骑兵通过跳板冲上未起火的敌船，与宋军展开肉搏——宋军水师士兵多不擅长近身战斗，很快就溃败而逃。这场焦山之战，蒙古军大破南宋水师，缴获战船千余艘，斩杀宋军数万人，彻底摧毁了南宋的水师主力。
焦山之战后，蒙古军沿长江东下再也没有阻碍。阿术率军先后攻克扬州、镇江、常州等重镇，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不屠城、不扰民”的政策，让百姓安心归附。1276年正月，伯颜与阿术率领蒙古军抵达临安城外，南宋朝廷见大势已去，宋恭帝赵㬎率百官投降，南宋就此灭亡。在灭宋的整个过程中，阿术虽然不是总帅，却始终是战场上的“核心执行者”——从襄阳围城到焦山破阵，他用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不仅是草原上的骑兵战神，更是能适应各种战场的“全能将领”。
南宋灭亡后，阿术因功被忽必烈封为“中书平章政事”，位列宰相，还获得了“赐金二百五十两、银五千两、钞一万锭”的赏赐。此时的阿术已年近五十，常年征战让他一身伤病，但他没有居功自傲，反而多次向忽必烈请求“卸甲归田”。忽必烈不解地问他：“你正值盛年，为何要辞官？”阿术回答：“臣出身军旅，只会打仗，如今天下已定，当让贤于善于治国的大臣。若臣继续握有兵权，恐生祸端。”这番话，体现了他作为蒙古勋贵的清醒——他深知“鸟尽弓藏”的道理，也明白忽必烈需要的是“治世之臣”，而非“乱世之将”。
忽必烈最终没有同意阿术的辞官请求，而是任命他为“枢密使”，负责全国的军事事务，但不再让他领兵出征。阿术上任后，并没有滥用职权，而是致力于“整顿军纪”与“培养新人”。他制定了《蒙古军律》，严禁士兵骚扰百姓、贪污军饷；又从蒙古各部与汉人中选拔优秀将领，亲自传授战术经验——后来元朝平定南方叛乱、抵御北方海都入侵的将领，很多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1281年，阿术因旧伤复发，在大都（今北京）病逝，享年54岁。忽必烈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亲自前往阿术家中吊唁，还下令“辍朝三日”，追封阿术为“河南王”，谥号“武定”。在阿术的葬礼上，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伯颜感慨道：“阿术此人，勇而不骄，智而不诈，功高而不傲，是真正的‘社稷之臣’。”
纵观阿术的一生，他既是“将门虎子”，继承了祖父速不台的军事天赋；又是“时代强者”，在蒙古灭宋的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不像伯颜那样擅长战略统筹，也不像张弘范那样充满争议，但他却是忽必烈麾下最“可靠”的将领——无论面对多么坚固的城池、多么强大的敌人，他都能找到破局之法，用最扎实的战术赢得胜利。
在元朝初年的蒙古将领中，阿术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但他无疑是最“实用”的那一个。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从不依赖出身与天赋，而是用一生的努力，将自己锻造成一把“破局之剑”——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能劈开阻碍，走向胜利。而这，正是阿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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