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潮滚滚向前，顺应者繁荣昌盛，逆行者必遭淘汰。回顾解放战争年代，众多国军将领洞察时势，毅然决然投身革命，走上起义之路。其中，三位将领尤为显赫，名声远扬。

首当其冲者，乃陈明仁将军。彼在四平战役中，英勇无畏，令敌方遭受重创。起义成功后，陈将军仍执掌兵符，荣任我军第21兵团的统帅，解放之际，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其次，是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之后，他仍旧执掌兵权，荣任我军第50军的军长，并率领部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彭总曾亲口对曾泽生将军表示：“凭借我的彭德怀在此，50军绝不会被解散，更将优先获得最新装备的更新！1955年，曾泽生获中将军衔。

“北平的和平解放，实赖宜生（傅作义）的卓越贡献，人民将永铭您的恩德！令人不解的是，傅作义发动起义之后，既未像陈明仁、曾泽生那样继续执掌军队，亦未被赋予军衔，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级别不同导致

在起义爆发之前，陈明仁担任国军第一兵团的统帅，而曾泽生则是国军60军的领军人物。这一事实正是陈明仁被晋升为上将军衔，与曾泽生仅获得中将军衔之间的关键差异。换言之，在起义爆发之前，陈明仁的军衔便高于曾泽生。

再审视傅作义，尽管他身为“华北剿总”，实则担当着封疆大吏的重任。因此，在对其评价时，不宜以陈明仁等国军将领为参照，而应参考程潜、卢汉等人的经历——实际上，在实权方面，傅作义甚至超越了程潜与卢汉。傅作义一手掌控党政军大权，相较之下，程潜则并无兵权，因为兵权掌握在陈明仁手中。

等级之别，实权的大小，由此直接影响了各自的影响力。以起义为例，董其武将军虽获上将军衔，实则隶属傅作义将军麾下。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起义发生之前，傅作义将军的身份应归类于国民党高层人物，而非“国军名将”之列。

若您仍感困惑，不妨借鉴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案例。在努力促成白崇禧归顺的过程中，我党的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他率30万，3年不解广西围。为何“统兵”重任未能落在李宗仁肩上？原因在于李宗仁作为桂系的首领，主要负责政务，而白崇禧则掌握军权，才是真正的国军中的杰出将领！

在这种情形之下，傅作义将军再领兵征战，实属不切实际——他先前已由部下代为领兵作战，如今起义之后却要求傅作义重操旧业，此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

唯有阎锡山与傅作义共同举义，在此前提下，傅作义才有机会执掌兵权。岂能仅由阎锡山一人担当？毕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阎锡山在地位和影响力上均远超傅作义。

二、起义时无兵马

傅作义的起义，与蒋介石的猜疑密切相关。彼时，其嫡系部队要么被我解放军彻底消灭，要么分布在绥远或天津一带驻守或是进行反抗。

当时，傅作义所遭遇的局势极其错综复杂。他的主力部队，要么已被解放军消灭，要么远离身边，实力已显著减弱。至于他麾下的第四兵团与第九兵团，实则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体系。第四兵团的指挥官为李文，而第九兵团的领导则是石觉。

严格意义上讲，这两者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监管傅作义的象征，傅作义怎能接受你的调度？这局面愈发有趣，傅作义的亲信部队正为蒋介石效力，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担当着监守傅作义的角色，这岂能让傅作义感到满意？

“无需多虑，只需派遣飞机将我们送回南京即可。”傅作义应允了他们的请求。然而，在登机之际，他们仍不忘发布声明，对傅作义的不忠之举进行指责。

傅作义在起义之后虽然名义上仍拥有二十万兵力，实则嫡系部队所剩无几——尤其是蒋介石所率的十万中央军，显然不会无保留地遵从他的指挥。这情形与陈明仁、曾泽生的情况截然不同，他们直接领导原有的军队，起义后依然担任指挥之职。

若真考虑让傅作义掌管军队，却要将这支部队交给他吗？当时，陈长捷在天津全军溃败，董其武则在1949年9月于绥远宣布起义，理应由董其武接掌绥远军。难道要将我们自己的解放军部队交由傅作义指挥？

这绝无可能，非是因对傅作义失去信任，实乃我解放军与国军体制迥异，带兵理念截然不同，双方间陌生感极深。这其间需要多大的时日方能相互适应与融合？当时正值战火纷飞，岂能沉溺于这种闲散之想？

即便如此，毛主席依然为傅作义安排了“军事管理委员会”委员一职，这不仅是对他戎马生涯的认可与慰藉，同时也彰显了他在级别上的尊崇。

三、 自己的要求

傅作义起义后明确表示：多年来，我在绥远从事水利事业，即便如今投身共事，我仍怀揣着为民众建功立业的愿望，心中亦渴望重返绥远，继续投身于水利事业之中。

换言之，傅作义已明确声明不再掌兵，理应尊重其个人意愿。然而，有人声称：“关键在于绥远！”这似乎暗示傅作义心中有所图谋，意图重返故土。对此，我唯有感慨：视野似乎过于狭隘了！

自抗战年代起，傅作义将军率领部队驻守绥远之际，便着手进行水利建设，并特意组建了水利指挥部。最终，他更是提出了一项振奋人心的口号：“治水与治军，同等重要！”可见，傅作义兴办水利并非空谈，而是以实际行动，真抓实干。

有数据显示，在1939年至1945年的那个时期，傅作义率领其部队共修建了约1500公里的主要水渠，以及超过3000公里的支渠，这些渠道有效灌溉了超过千万亩的农田。

对于我国民众而言，水渠与农田的含义不言而喻。尤其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一举措更显其宝贵与稀缺。因此，他提出投身绥远的水利事业，不过是想再次强调，他衷心渴望为民众立下功勋，绥远地区的过往便是最好的证明！

再谈傅作义，这位人物岂是等闲之辈？刘禅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与后来又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的矛盾，傅作义岂能不知？他岂会沉溺于这种早已被用滥的“梗”，企图东山再起？实在是对傅作义太过低估了！

果然，毛主席立刻领会，表示：对于傅作义的待遇，显然尚显不足，毕竟他的贡献远胜于这些同仁。倘若傅作义选择誓守北平，今日之北平恐怕难以存续，而我们亦无法在此地召开会议。傅作义实立赫赫战功，理应为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

哪位英雄豪杰，能够巧施妙计，将北平城内二十万守军尽数调离，使我人民解放军得以兵不血刃，顺利解放北平城，确保古都安然无恙，不受丝毫损害呢？”

一句令傅作义扫清了重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