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淑英和赵柳恩被组织委派到江青身边担任保健护士。
这份工作表面上只是护理健康，实则如履薄冰。
江青作为政治核心圈中的人物，任何与她相关的事都可能被放大为重大问题。两人深知，稍有不慎，不仅个人前途堪忧，甚至可能给组织带来麻烦。
因此，她们从踏入钓鱼台十一号楼的那一刻起，就将“谨慎”二字刻在心底。江青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内分泌失调导致她经常出汗，内衣甚至棉袄腋下都会湿透。
出汗后她又极怕风，稍有不适便会焦躁不安。
周淑英和赵柳恩每天的任务琐碎而繁重：
她出汗时要及时擦干身体，换上干净衣服，以防受凉；夜里睡前要为她按摩，帮助放松紧绷的神经，改善睡眠；
甚至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她精神紧张或不快的情况。
两人明白，江青的情绪波动往往无迹可寻，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动作，都可能成为她发火的导火索。她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负担。
组织派她们来，是为了确保江青的健康不出问题，但这份职责背后，是“江青身边无小事”的沉重现实。
任何小事，无论是她的一次感冒，还是心情不佳，都可能牵扯到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
周淑英和赵柳恩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仿佛肩上扛着千斤重担。
她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使面对江青的苛责，也只能默默承受。为了让江青的精神状态有所缓解，两人还得配合各种“转移”活动。
江青有时会突发奇想，要去看电影、散步，或者做些其他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无论这些活动是否合理，周淑英和赵柳恩都得全力配合。
如果哪天活动后江青心情好些，能睡得安稳一些，她们心里也会稍稍松一口气。
但这样的轻松往往转瞬即逝，因为下一刻，江青的情绪可能又会骤然转变，让她们再次陷入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下，职业操守成了她们唯一的支撑。
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无论江青如何无理取闹，她们都不能有半点松懈。
每天重复着擦汗、换衣、按摩的动作，留意着她的每一个需求，两人早已习惯了这种高压的生活。
她们明白，这份工作不仅是任务，更是一种责任——既是对江青健康的负责，也是对组织信任的回应。
02
1968年冬季的一个深夜，江青突发奇想，执意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家人。
此前她刚看了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情绪激动，非要连夜前往。
夜深风寒，程家房间温度又低，她在短暂拜访后受了凉，回到钓鱼台便开始不适。
没过几天，她感冒加重，伴随高烧，持续多日不退。
江青心中慌乱，身体虚弱到连说话都显得吃力。她立刻请周总理到十一号楼楼下客厅办公，负责主持会诊，与专家们研究治疗方案。周总理迅速召集了吴阶平、总理保健医生卞志强、北京医院的吴洁、301医院的曾诚富等专家进行会诊。
江青还特意要求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护士长和周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前来协助。
这两位护士经验丰富，技术过硬，处事稳重，对周淑英提供了多方指导。
她们不仅在医疗上给予帮助，还在生活上关怀备至，热好饭让周淑英抽空吃，还帮她洗衣服。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们的到来让周淑英感到一丝温暖，仿佛寒冬中送来一捧炭火。
几天后，江青病情稍稳，她又让她们回去了。江青的病情牵动了毛主席。
在她退烧进入恢复期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决定亲自来看望。得知主席要来，全体工作人员在十一号楼一层大厅集合等候。
毛主席进门后，与每位工作人员握手致意。握手时，大家依次报告自己的职务和姓名，毛主席微笑着点头，未多言语。
待与所有人握手完毕，他开口说道：“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随后，他径直上二楼探望江青。
十一号楼层间距较高，从一层到二层有两段楼梯，拐角处还放着一把椅子，但毛主席无需搀扶，中间也未休息，脚步稳健地走进江青的办公室。
能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并与他握手，工作人员内心都颇为激动。然而，周淑英和赵柳恩的激动中夹杂着沉重的压力。
周淑英尤其感到一种负罪感，尽管她已尽心尽力，但江青还是病了，她觉得自己对不起毛主席的信任。
江青身边的事从来不是小事，哪怕只是普通感冒，也可能牵扯到政治局。
她看着周总理每天开完会后疲惫不堪，甚至吃不上饭，还要到十一号楼楼下操心江青的医疗事务，心中既担忧又不忍。
责任感驱使她更加卖力地护理江青，甚至在自己身上试针、试药，确保安全无误后才给江青用。
她们忙着喂水、喂药、喂半流质饭，换衣、换被、擦身、清洁口腔、测量体温，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经过近两周的治疗和悉心护理，江青终于痊愈，但周淑英却因过度劳累病倒了。
江青的苛责并未因病愈而减少。
一次，她为了寻找所谓的“贼风”，将裁纸刀扔向周淑英；
另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她嫌送水慢了，用水杯砸向周淑英；
还有一次，她怀疑赵柳恩私自喂狗，竟将小狗扔向赵柳恩，并赶她和小狗去农场同住。
这些事让两人感到无比屈辱，却无处诉说，只能躲在厨房向程师傅哭诉。她们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深知离开的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继续承受。
03
江青的性格如同她的身份一般复杂，令人捉摸不透。
在服下镇静药后，她的情绪往往会缓和一些，话语也多了起来，甚至会聊起一些家常事。
周淑英刚到她身边不久，有一次江青对她说：
“你们来替我服务，是组织上请你们来的。
我这个人生过病，植物神经紊乱，有眩晕症，所以我不能自己起床、穿衣服，一切都请你们动手。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来让我更好地进行脑力劳动。”
她还提到过延安的生活，讲到听毛主席作报告时如何专注记笔记，演戏时毛主席到后台看她，见她衣衫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她披上。赵柳恩也听她说过一些私事。
江青曾感叹：“共产党员结什么婚呢？”
又说：“结婚千万别找年龄差距很大的男人，不幸福。我就是和主席年龄差得大，现在连见主席一面都不容易，还要请示。”
她还谈起自己的家庭，父亲是个做大车轮的手艺人，性情暴戾，经常打骂母亲和她，甚至打得嘴里出血。
小时候生活苦，脚上生冻疮，衣服缝得很大，袖子要卷起来，以便多穿几年。晚上周淑英帮她洗澡时，她偶尔会提到姐姐和女儿，言语间透出惦念之情。
她也讲过在上海的日子，有时穷得只能买一个小烧饼充饥，因一个女人活动不安全，演艺界的朋友还曾做过她的保镖。江青与毛主席的关系并非外界想象的那般简单。
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她住在钓鱼台，但经常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
出发前，她会让秘书打电话询问主席是否休息，若主席未休息，她便立即坐车前往。
她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和怀仁堂小厅小住过几天，精神好时会散步到毛主席住处。
一次，她见过毛主席后出汗了，便认为室内温度过高，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说：
“我都出了大汗，温度这么高，你们这是给主席制造感冒，要负政治责任的！”
在走廊的一个小房间，周淑英为她擦去汗，换上干衣服，她才上车离开。
另一次，她到值班室后指责室内空气不新鲜，点名警卫局局长张耀祠，说他“失职”“斗志衰退”，然后气势汹汹地走出大门。
赵柳恩还记得，有次江青吃了安眠药睡下后，主席来电话找她，她被叫醒，喝了一杯浓茶，虽走路摇晃，还是立即去了主席那里，回来时却显得很高兴。
她出门时大概上午9点，拖着长音念叨：“今……天的太……阳真……好，真……暖和。”与周总理的关系则更为复杂。
江青重病时会求助于总理，如拔牙拿不定主意或感冒发烧不退时，总理总是找大夫谈话，组织会诊确定治疗方案。
但她也常让总理无奈。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在会议厅门口有礼貌地招呼她，说了几句话，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门不让她进，怀疑里面开什么会。
她气冲冲地往里走，在大厅门口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
那天周淑英在场，江青怒气冲冲地喊：“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
无论周总理和与会者如何解释，她都不听，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
此事最终导致成元功被调离，进了学习班，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七年。江青与林彪夫妇的交往颇为密切。叶群常送来时令水果，如南方的西瓜、枇杷，江青都收下并食用。
一次叶群送来罕见的芒果，教她吃法：
“刀在芒果正中做环形浅切口，左手握住切口左边，右手来回旋转右边果皮。皮和果肉分离后，先吃右边果肉，再用果皮套在果核上。同样方法吃左边果肉。”
叶群边说边演示，江青看后却说：“叶群可真会吃啊！我才不费这个时间，还是你们弄好再给我吃吧！”
叶群还送来浅驼色布罩的海绵床围、柜围和沙发式马桶，尺寸合适，江青颇为满意。
林彪建议她喝荷梗水清热利尿，她也接受，长年累月地喝，一天两回，外出时还带上。
叶群还为她定制军装，陆军、空军、海军各一套，江青去机场穿空军军装，去海岛穿海军军装，平时穿陆军军装。叶群甚至特意做了可粘贴的活动帽圈，方便更换，颇费心思。江青对康生的态度则充满尊重，称他为“康老”。
看电影时会通知他，无论他来与不来，甚至边看边打呼噜，她都不介意。康生直呼“江青”，不像其他人称“江青同志”。
他出的主意她也常采纳，如牙周发炎时建议用竹沥盐水漱口，她便让程师傅用新鲜竹子和大粒海盐制作，烤后用其漱口，甚至出汗多时喝点补充盐分。
后来康生有病，进食很少，江青让程师傅做小点心送到八号楼，当着他的面先吃，康生才跟着吃。
她回来后提到康生，说：“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人家走了，康生赶紧抢过来就喝。”言语间透出对康生身体的担忧。江青的另一面也体现在兴趣爱好上。她的手很巧，毛衣织得极好，穿的围腰是她以前织的。
她曾对赵柳恩说：“现在我老了，眼睛花了，手也不利落了，你帮我织一个吧。”
赵柳恩便为她织了一个。她还说在延安时常织毛衣，毛主席和康生的毛衣都是她织的，大生产运动中织得又快又好。
她教周淑英织法：“先把领口织出来，然后再从肩往下织。”
她说这样织出的毛衣穿着舒服。她对历史和文学也有钻研，书房有木盒精装的《二十四史》，占了半面墙。
她批评工作人员不懂历史，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每人一套让学习。
她还推荐周淑英读《双城记》，说：“这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写法国大革命的事，应该看。”
周淑英看不懂，忙于工作未读完，江青问起时，她如实说看不懂，将书归还，江青只是摇头，未发火。
她还喜欢音乐，闲时听老唱片，对京剧流派和唱腔颇有研究，吃饭时常听世界名曲。
一次她想起《茉莉花》，问赵柳恩会不会唱，赵柳恩说会唱江南曲调，她便让唱了一段。江青在公共场合的专横也令人印象深刻。
1971年春天，她到景山公园游玩，听说牡丹园花开得好，便前往参观。
北京市派万里接待，她态度冷淡，还冷嘲热讽。
游完牡丹园爬山时，路旁一棵歪脖树标明崇祯在此上吊，她勃然大怒，冲万里发火：
“这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这棵歪脖树都死了，你们还留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想纪念他啊？你们是要封资修，还是要社会主义？马上刨掉！”
说完便走，后来这棵树果然不在了。
返回车上，她怒气未消地说：“这个万里啊不是好东西，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同年到香山碧云寺，还是万里陪同，一行人走进路边小卖部，售货员是个单薄小伙子，见这么多人拥入，有些愣住。
江青板着脸指着一件商品说：“拿给我看看。”
售货员还未反应过来，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她火冒三丈：“我来了你还这样，态度这么恶劣！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呢！”
又说：“这种人还能在这儿工作？马上滚蛋！”
售货员吓得面色苍白，全身发抖，一下子倒地，嘴吐白沫。
江青说：“这种人不能留，这里面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
工作人员担心售货员受不了，也怕其领导追究，趁江青休息时，邬处长、程师傅、杨秘书等人一起找碧云寺负责人做安抚工作。“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一筐四个西瓜，放在十号楼前厅。
9月12日，她要去颐和园玩，叫工作人员带上西瓜，说：“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这是林副主席送的！”
还说：“把中间那个瓤拿出来，外面那一层你们吃啊，我吃中间那个心。”
当夜接到通知，工作人员急忙叫醒服了安眠药的江青，前往人民大会堂。
她喝了一杯浓茶仍踉踉跄跄，到了人民大会堂，听说主席已在一一八厅，总理也在，才意识到当晚必有大事。
几天后，她对大家说：“一个大好消息！现在保密，暂时不能告诉你们。现在我请客，请大家喝香槟！但夜餐费得你们出钱。”
04-历史反思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日子，对周淑英和赵柳恩来说，充满了无尽的压力与屈辱，但她们的遭遇与一些同事相比，还不算最惨烈的。
警卫员大孙的经历，让她们每每想起都感到痛心。
大孙曾是江青的专职警卫员，早在60年代初期便负责她的安全工作，尤其是在她去上海时，总是由他随行保护。
1967年4月中旬，他因“肝炎”为由离开江青身边，但真正的原因却远非如此简单。
周淑英在1973年于江西中办“五七”干校与他重逢时，才真正了解他的苦难。大孙在干校时对周淑英倾诉了他的遭遇。
他说：
“江青太刁，没有理可讲。我想离开她，就说肝区不舒服，让我走算了。可江青让我去体检。
当她知道我是想离开她那儿时，就说：‘好，你休息一段时间。’接着，把我关到学习班，还把我上海的家给抄了。
江青强加于我一些罪名，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某某的人。这是一个冤案啊！
家里老婆孩子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
江青诬陷了我，你说组织上信她还是信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一个高大壮实的山东汉子，说到此处泪流满面，内心之苦可见一斑。大孙在干校待了四五年，上面有令不许他回上海探亲。
他的供给关系在上海，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寄来粮票和少量钱，因怕信检，不敢多写字。
他的爱人和孩子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山东年迈的母亲多年见不到儿子。
老人去世后，他申请回老家奔丧，从江西到山东需在上海火车站转车，上面明确要求，奔丧时在上海往返转车不得回家，直接回山东，办完丧事立即回干校。
他说：“五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一趟，就是为让亲朋邻居知道我这人没在监狱里，还有一个自由身。”
站在上海的土地上，近在咫尺的家门却不能踏入，长别离后老母离世，自己仍无法与父亲、妻子和孩子相见，这种折磨令人心碎。
后来，大孙不幸因公殉职，留下无尽遗憾。
周淑英每每想起他朴实憨厚的模样，心中都充满怀念。
大孙的遭遇并非个例。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迫。
阎长贵后来在一次聚会时说：“江青今天说我们这个是坏人，明天又说那个是坏人，现在看来我们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坏人。”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阎长贵也曾是江青的机要秘书，与大孙关系甚好。
他提到，大孙在1967年1月前就是江青的警卫员，还兼做一些秘书工作，大家都喊他孙秘书。
但阎长贵调任后，大孙纠正他说：“我不是秘书，你才是秘书，以前我是冒牌的。”
大孙离开后，大家都很想念他，希望他能回来。
后来，江青诬陷阎长贵偷了保险柜钥匙，抄了他的临时住处，也抄了大孙的家，将两人关押。
大孙被放出后送往江西干校，一待就是八年，连家都不准回。
阎长贵则蹲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五年，直到1979年平反，1980年重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同年夏天，他在无锡开会之机到上海看望大孙，当时大孙已是上海市委警务处长，负责中央负责人的警卫工作。
两人相见，悲喜交集，悲的是都受江青迫害，喜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获得解放。
不料90年代初，大孙为救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以身殉职，牺牲时距获得解放不过几年。周淑英和赵柳恩在江青身边，也时常面临各种刁难。
江青对日常开销颇为细心，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她的煤气水电费、房租、饭费等都按时缴纳，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后，管理员会定期结账，定做衣服和鞋子也要交钱。
她买胶卷和洗印照片花费较多，工资入不敷出时，经批准从毛主席那儿拨款还账。
她自己带茶叶，有一次说：“我的钱因为照相全花光了，从现在开始，谁来了都不上茶，就给白开水。”
于是，不管谁来，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工作人员都只送白开水。
有一天，周总理来了，赵柳恩送去一杯白开水，总理打开杯盖一看，愣了，看着她说：“我要喝茶！”
她赶紧接过来。门口几个人说：“总理要茶你就给他泡嘛！”
她便给总理上了一杯茶。
另一次，周淑英送上白开水后，总理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杯盖儿：“小周，茶，茶！”
两人为此事颇为伤心，总理那么疲劳，喝口茶解乏是人之常情，但江青有令在先，她们不敢违抗。
后来她们商量好，只要江青不在场，总理来了就送茶。她们对纪律和规章制度也极为遵守，十分注意影响。
一次随江青外出到海南岛，部队驻地有许多椰子树，工作人员看到战士从树上砍下椰子喝汁，觉得新鲜，但观察周边没有卖椰子的，便不敢打听，也不吭声，生怕当地驻军知道后送来椰子不收或少收钱，造成麻烦。
窗外就有许多椰树，她们却从未尝过椰子汁。
临走时，海军送来漂亮的海螺壳、贝壳及当地砍下的藤棍，经小组讨论后认为不能收，婉言谢绝。周总理的关怀是她们在苦难中为数不多的温暖。
总理来到楼里时，与每个人握手，目光中透着长辈的慈爱，手还上下晃动一下，不仅仅是礼节，更是对普通工作人员的鼓励和信任。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见到总理时毫无拘束，有说有笑。
一次有个服务员休完产假刚上班，总理关切地询问孩子情况，她请总理为孩子起名，总理想了一会儿说：“叫岚好吗？山岚的岚。”
对方高兴地说：“好！就叫岚！谢谢总理。”
总理还参加过服务员的婚礼，送上祝福。
然而，总理常忙于会议，顾不上吃饭，甚至忘记去卫生间，警卫员和医生都颇为担心。
服务人员见他连着开会又接见外宾，吃不上饭，便请厨师做了玉米糊放在水杯中送上去，让他垫肚子。
事后，这杯玉米糊的钱也必须记账，总理那边的工作人员会定期结清。总理对江青的脾气和秉性十分了解，既不紧张也不客套，总是坦荡真诚。
他对工作人员也体谅有加，常说：“都是年轻人哪，实在太疲劳了。”
他怕她们挨训，散会前常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早出来几分钟提醒大家：“马上散会了，清醒清醒啦！”
大家便赶紧起立，站在会议厅门口迎候江青，确保不出差错，否则她出来没看到人便会发火。
一次江青诬陷护士给她吃毒药，审问工作人员时，总理与她针锋相对，保护了她们。
多年后谈起总理的往事，周淑英和赵柳恩仍几度哽咽，深切怀念他的关怀。江青的一些行为让她们看不过去。
有几次政治局开会，她说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去，却能去看电影，事后不管总理累不累，就请他来楼里谈话。
工作人员见总理疲惫不堪，又没吃饭，心中颇为不忍，觉得江青不可理喻。
一次开会，陈伯达用了会议厅的公用卫生间，江青为此大发雷霆，斥责陈伯达，话语难听。
从此，只要她在场，其他政治局委员，包括总理，都到厅外的公共卫生间使用。作为保健护士，周淑英和赵柳恩所讲述的，都是她们亲身经历的往事。
她们以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忆和叙述，力求真实。
她们还几经辗转找到当事人核实，确保提供的材料可靠。
她们希望通过这些尘封几十年的故事，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江青的部分情况真实反映出来，为历史留下一点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