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圣坛

作者：权延赤

前言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

非档案文献之属，非历史文献之列。未臻全面详尽之境。

我曾目睹的众多佳作中，周恩来先生的形象总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和颜悦色，慈祥可亲；他勤勉不懈，忙而不乱；他谦逊有礼，甘愿让步，以大局为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怨无悔。

我屡次有幸目睹周恩来总理的风采，然而，那些描绘其形象的作品却未能令我满意。我所采访过的知情者亦对此形象表示不满。那些作品宛如一张单调的黑白照片，仅存阴柔之气，缺乏阳刚之美；暗影重重，光线难觅，显得模糊不清，与真实相去甚远。

我并无意图否定过往的任何作品，仅是希望在阴影之上，增添一抹光亮，以期呈现出更为立体的效果。

切勿误以为周恩来先生终日奔波，只顾事务，实则他地位尊崇，乃杰出的思想家。

切勿误会周恩来先生过于拘谨内敛，实则他性情真挚，常显豁达不拘小节。

切勿误会周恩来先生阴柔而多感，实则他阳刚之气十足，充满热情与奔放之态。

切勿误解周恩来之隐忍与退让，实则那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他深知自我与他人的深浅……

你是否领略过周恩来那种“舍我其谁”、“非己莫属”的领袖风范？是否目睹过他雷霆万钧、怒发冲冠的威严？是否感受过他豪情万丈，畅饮三百杯的豪迈？是否见识过他喜怒无常，大怒大骂的男子气概？是否体验过他在狂风暴雨中，依然从容不迫的英雄气度？……

若有所疑？在您心中，周总理的形象似乎缺乏阳刚之气，少了些光辉，似乎也因此而显得不够丰满。

在采访过程中，我常常发现，针对同一事件，每个人的描述竟各不相同，多达十种之众。这无疑源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的差异，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使得说法的一致性变得难以实现。

因此，我的文章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以及事件的描述上，可能存在与历史真实及部分当事人所忆所思的不符之处。

接受批评、指责，甚至咒骂、诉讼。

何树英，自1940年起便追随周恩来左右，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及卫士长等职。他象征着那些曾默默服务于周恩来身边的众多同志，而非指代生活中的某个特定个体。

他同样是作者笔下的角色，其中蕴含着作者对自我坚韧不拔的个性特征的生动描绘。

作者终将揭示他的来历。

1966年8月17日，在那个金色的午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的小礼堂里，与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领导团队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亲切座谈。在合影留念之后，他步履从容地登上了“红旗”轿车，随后前往人民大会堂，准备迎接远方贵宾的到来。

我眼见那位工作人员递给他的，是一杯疑似玉米面糊糊（或许是麦片粥）以及两片面包夹着香肠。

车辆已驶离。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似乎又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二纵政委”

“啊，政委。”总理逐一询问了众人的“职务”，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感慨：“你们自投身革命，便已荣任司令与政委之职。名称的差别或许并不显著，但心中的所思所想，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共产党人投身革命，并非为了谋取官位，我们的宗旨在于服务人民，成为人民的忠实勤务员……”

自那之后，我曾数次与周恩来不期而遇，细心而专注地审视着他的神态举止。应当说，我的这部著作，自那时起便在心中悄然萌芽……

周恩来非帅才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实则意味着他们重返人间，重返尘土之中；他们不仅令人尊敬，更让人感到亲切。他们的伟大、崇高与睿智，并非遥不可及。在世时，他们未曾远离民众，离去后，他们的精神与民众融为一体，理应不受过度的崇拜，不应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例如，在绵延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禅让”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无私圣举；能践行者寥寥无几，因此敢于自诩为圣人者更是鲜见。

周恩来不居首位（掌舵人），不居次席（继承者），而心甘情愿地甘居第三席，这体现了他崇高的谦逊品质。

众多实例中，遵义会议堪称典型。回顾20年代及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享有盛誉，且职位亦高过毛泽东。他凭借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显赫声望，全力支持毛泽东，助力其确立在红军与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周恩来甘愿担任助手，这种谦逊的品格始终如一，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见解略有差异。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一位谦逊之辈，这种品质体现在他乐于向他人请教，善于汲取他人的智慧；体现在他秉持民主风范，勤于倾听民众的声音；体现在他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上。这些特质并非源于他不担任首脑或副首脑的职位。

有人认为，伟大的谦让常常不免遭受误解，被一些言论斥为“明哲保身，缺乏勇气”。更有甚者，将其归咎于“绍兴文化”的熏陶。据称，绍兴的文化人士不屑于参加科举，不愿担任县令，而宁愿充当师爷，从而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人们常常将师爷称为“绍兴师爷”。周恩来总理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师爷，他们的处世哲学不可避免地对周恩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周恩来未曾担任过掌舵者的角色，亦未曾成为继承者的人选，而是在“宰相”的岗位上倾尽全力奉献了27载。这一历程，若追溯至红军战争年代，便可发现他自那时起便始终身处关键的辅佐岗位。许多老一辈人将他比作“军师”，实为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并非伟大的谦逊，而是源自伟大的自我认知与识人明鉴。

周恩来简言：“非帅才。”

明智非保身，不智乃匹夫。

勇非匹夫；乃鲁、莽、愚。

最崇高的勇敢，莫过于洞悉真相，勇于直面事实，坚持实事求是。

王明与张国焘，本非帅才却强欲称帅，终至一人流亡苏联，寄居他国；另一人则向国民党投降，依赖他人。如此行为，又岂能称得上勇敢，妄谈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这是真理。我恳请那些无法接受我这一观点与言论的仁心同志们，反思我曾深思过的那些问题：

若我提出即便雷锋在世，他也不太适合担任军长或师长职务，你会有何感想？

将科学家安排从事耕作与清洁工作是不恰当的，那么让一位农业领域的杰出人物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的职位，这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这能算得上是对这位劳动模范真正关怀与明智的决策吗？

班长不影响雷锋的光荣。

那些我们难以动摇的陈旧观念，往往在好心办坏事，越是深爱却越是无知地伤害了我们心中所爱的人。

毛泽东之所以能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创造非凡的伟业，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善于识人用才。在新中国权力核心层的杰出领袖中，他们被民众概括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那么，毛泽东对这些战友和同事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评价呢？

历经三年的国家困境，毛泽东想起了陈云，便说：“国难当头，思贤良将；家道中落，念贤惠之妻。”他还提及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败绩，以及对郭嘉的深切怀念。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在与莫斯科会晤之际，毛泽东对四位战友进行了个别交谈，并对他们一一进行了点评。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莅临莫斯科，出席了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场会议的核心议程，集中在会前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尤其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谈判。只有达成协议，大会的召开才能顺利进行。

此次已是赫鲁晓夫第四次陪同毛泽东共进晚餐，但餐桌上的气氛依旧显得不甚融洽。随后来至会客室，毛泽东便转移了话题，将焦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移开，转而向赫鲁晓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情况。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位。”毛泽东凝视着赫鲁晓夫，声音中透露出庄严与坚定。

赫鲁晓夫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早在1954年，毛泽东便曾表达过自己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的意愿。他对于诸如接待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呈递国书等繁琐的国事活动并无兴趣。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再度重申了自己不欲担任国家主席的坚定立场，伏罗希洛夫亦将这一信息带回。

“有人接手吗？”赫鲁晓夫眨眼问道。

是的，在我们党内，确实有几位同志，他们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我，完全具备相应条件。毛泽东在综合评价后，轻轻拨动手指，如同数着家珍般说道：“首先，是刘少奇同志。他曾在北京和保定参与‘五四’运动，之后来到此地深造，并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能力、经验还是声望上，他都具备了充分的条件。他的优点在于政治立场坚定，原则性极强；然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灵活性略显不足。”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接下来是邓小平。”毛泽东缓缓放下第二个手指。这一幕深深烙印在场每一位同志的心中，众人原本预计毛泽东会提及周恩来，却不料他首先提到了邓小平。“他政治立场坚定，思维周密而行动果敢；既坚守原则，又具备极高应变能力；刚柔并济，内藏锋芒。此人前程似锦。”

赫鲁晓夫忽然苦涩一笑：“的确，我也察觉到此人极具手腕，不易相处。他对问题的洞察力极为敏锐……”话音未落，赫鲁晓夫止住了话头，并挥了挥手，以此示意其行事决断而坚定。

毛泽东不禁露出笑容，心中明了邓小平在两党谈判期间给苏联方面带来了不少困扰。他竖起一根手指，语气坚定地说：“今后他若再来此，待遇与我同；你们对待我的方式，即对待他的方式。”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番话语印象深刻，缘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赞誉，且是唯一未曾提及其任何不足之处。

毛泽东缓缓放下第三根手指：“第三个是周恩来。此人在国际重大活动中，能力远胜于我，擅长应对各类繁杂矛盾。然而，在政治层面，周恩来存在某些不足……但无论如何，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赫鲁晓夫轻轻点头，言道：“我们均已步入六十余岁之龄。此番，柯西金将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之位。米高扬在政治立场上略显薄弱，无论去留，他都会感到痛心……然而，他确实是个善良之人。”他舔了舔嘴唇，接着不假思索地补充道：“不过，众望所归，还是希望由我负责全局。”

毛泽东放下第四指，语气沉重地说道：“朱德同志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稍作停顿后，他加重了音量，“威望卓著。然而，我们不能奢望他再主持大局、处理重要事务，岁月不等人。总之，无论何人前来，都请以我对待他们的方式相待，视他们为你们的朋友。”

“那便如此，我们必定会照此行事。”赫鲁晓夫轻轻晃动着他的右手食指，“事实上，他们亦是我方的盟友。”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言辞简练却意蕴深远，既深刻又实事求是。建国之后，周恩来曾多次坦率地表示：“我非帅才。”

在一场关于人员配置的讨论会上，毛泽东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同志，你看如何？”

周恩来轻轻摆了摆手：“不妥不妥，主席，您深知我的性情，我并非统帅之才。料理家务尚可，担当帅职则非我所擅……”

在一场会议上，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表示：“周恩来同志并不适合担任主席的继任者，他并非帅才。”

董必武轻轻点头，语气舒缓地说道：“总理啊，堪称我们国家的杰出大管家。”

为何领袖群体中会展现出如此一致的共识？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录能为我们的理解提供线索。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首都北京隆重召开。鉴于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同志进行亲切交谈，共同探讨稳定物价等关键问题。

交谈间，话题逐渐拓宽。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询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已久，你对他们的工作有何见解？”

薄一波曾评价道：“他们在工作中默契配合，实乃同心协力，和谐融洽。”

周总理面带微笑，轻轻摇了摇头说：“我所关注的，并非是他们之间的协作，而是想了解你对他们工作方法的看法。”

薄一波以风趣、幽默的口吻机智地提问道：“总理大人，您资历深厚，与众人交往已久，对此您有何高见？”

“妙极，”周恩来笑意盈盈地说，“你这是原封不动地将问题递了回来。”

薄一波幽默回应：“这不正是俗语所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是在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出问题的人。”

周恩来收起脸上的笑意，沉思片刻后说道：“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他们两位在处理工作时有各自独特的风格。邓小平同志擅长‘轻松应对重担’，而陈毅同志则擅长‘郑重对待轻活’。您觉得是否如此？”

薄一波不住地点头：“我完全赞同总理的高见，这八个字精准地勾勒了他们的特质。他们之所以在工作中能如此默契合作，这恐怕是一个关键所在。”

周恩来面容严肃，陷入沉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工作方式呢？”不等薄一波给出答案，周恩来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倾心于小平同志那种‘轻松应对重压’的风格。然而，坦白讲，我难以做到这一点。我与伯承同志相似，工作中往往表现为‘对待轻工作也如同重担在肩’。这可能与我长期从事具体执行工作有关……”

显然，总理对自己的角色有着透彻的理解，且坦诚面对。他深知自己无法事事轻松应对。他的外交秘书陈浩，目睹他深夜不寐，清晨即起，每日事务繁重，劳累过度，便忍不住劝慰道：“总理，您不必对每一件事都过于细致；既要顾此又要顾彼，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啊。”

周恩来猛然从办公桌后站起，脸色凝重，显然怒火中烧。他抓起桌上的文件，挥舞着大声质问：“这种事情，难道我还能置之不理吗？”

总理将这份文件掷于桌上，随即拿起另一摞文件，问道：“我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吗？”

随后，他轻拍第三摞文件：“这些文件不处理也是不行的！”

他带着疲惫与无奈，无奈地叹了口气：“你们都未必知晓，难道你们也不清楚吗？总是这样指责我！”

总理事事紧抓，不放。

有些人热衷于用“日理万机”一词进行赞誉，每当遇到杰出人物，便脱口而出“百忙之中”，言必称“日理万机”。

滥用，不准确。

身为宰相，方显日理万机之才；而统帅之道，在于轻松应对重大挑战，凭借超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战略决策和关键决断。唯有对待小事如对待大事般慎重，方能体现出日理万机的真谛。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吗？

总理常对各级省市及部委的领导们言道：“若有任何事宜，可直接与我联系，只需拨打我的办公室电话即可。”

总理时常对秘书们重复一句：“遇事务必及时汇报，无需担心我分身乏术，我自当能应对繁杂事务。”

一位秘书向我透露，他目睹周恩来连续两日未曾合眼，心中不禁感慨，便忍不住说道：“总理大人，在各位首长中，您可谓是事务最为繁忙，这些文件或许可以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一番？”

周恩来轻抚太阳穴，抹上几滴清凉油，依旧专注地批阅文件。他低声说道：“身为总理，这些琐事便由我来多分担一些。他可以腾出时间，去处理更为重大的事务，更多地思考决策层面的问题。”

总理在国度面临挑战之际发表此言，彰显了他对于邓小平同志卓越领导才能的早期认可，彼时已对其运筹帷幄的英明才略深信不疑。

诸多琐事，即便部长、司局长亦常视若无睹，然而周恩来却乐此不疲，对待这些小事更是严谨细致。毛泽东闻此，曾对众人感慨万分：“看我们的总理，从国家大计到服务员的工作，无不一一挂心！”

印尼总统苏加诺曾对毛主席感叹道：“我多么羡慕您拥有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人才，而我们却缺乏如此一位杰出之士。”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交往虽不频繁，但仅一面之缘，便对他那“举重若轻”的非凡风采心生赞叹。

周恩来先生另有一项难得的才能：他对日常琐事极为重视，却又不至为此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记得我们在北京停留的第三天晚上，受邀观赏了一场体育与乒乓球表演。彼时，天空中飘洒着雪花，而我们的行程安排在次日参观长城。周恩来先生短暂离开，我原以为他只是去休息室稍作休息。然而，后来我才得知，他亲自外出，亲自指挥清扫通往长城的道路上的积雪。翌日，那条路途干净整洁，仿佛未曾有过雪的痕迹。此事堪称典型例证。

我发现，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仪仗队，其成员均为周恩来亲自挑选。这些士兵体魄强健、身材魁梧，着装整洁划一。周总理本人亦亲自为乐队挑选了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音乐。我坚信他必定提前对我进行了深入了解——事实的确如此——因为他所挑选的曲目大多是我所钟爱的，其中就包括在我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旅行结束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曾告诉我，在他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前，一位年轻女性曾进入会议室，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的清样，那是周总理为次日报纸头版所做的编排。

周恩来深知，从关注细微之处着手，方能把握大事，此言确有道理。他不仅亲力亲为，悉心照料每一株树木，却能洞悉整体森林的脉络。

毫无疑义，每当提及周恩来“事无巨细，必躬亲”，“周密细致，坚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风范时，每位中华儿女心中不免会浮现出诸葛亮的形象。然而，我相信，鲜有人会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之相提并论。对于个人而言，兼得“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两种卓越品质实属不易。然而，对于一项事业而言，却亟需汇聚这两种优秀人才的力量。

一位老干部曾不解地对我言道：“哎呀，小平同志对某些事情竟有如此超然，真个是放手不管，任他人去处理。”更有众多老干部向我讲述了他们与邓小平接触时的所见所闻，见证了他那“举重若轻”的气度，以及他在轻松谈笑间便令强敌灰飞烟灭的非凡风采。

这恰恰是杰出人才不可或缺的卓越品质。若非具备如此宏伟的气魄，他又怎能继毛泽东之后，再次改写中国的历史，塑造中国的未来，成为一位伟岸的巨人呢？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周恩来之卓越与崇高，并非仅仅取决于他是否具备帅才之能，关键在于他在所处岗位上的实际作为，以及他究竟贡献了怎样的成就与业绩。

当毛泽东乘坐飞机自延安赴重庆，心怀豪情地追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那位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感叹“俱往矣”之际，周恩来却在这条旅途上，撇开秦皇汉武，独独流连于张良庙与武侯祠。

毛泽东启程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谈判之际，他正津津乐道地翻阅着关于彼得大帝与拿破仑的书籍。斯大林焦急地提醒道：“你的能力不足以应对这些具体事务，还是让周恩来来主持谈判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