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他和她的印象

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堪称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

初遇她与徐向前元帅，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彼时，新中国尚在初创，我不过是八一学校的一名学子。这所学府，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方从革命老区迁至北京西郊。

那片崭新的天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人民新政权初创时期生机勃勃的画卷，其中万物皆环绕着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

那日，同窗徐小岩的家长莅临学校探望他。闻悉这位家长乃是声名显赫的“元帅”，一位“大官”。

然而，徐向前夫妇踏入校园时，身份纯粹是普通学生家长。徐帅身着简朴的便服，身形清瘦，举止文雅，谦逊和蔼，给人一种教书先生的感觉。至于黄阿姨——直至多年后，我才在报刊上得知徐帅的夫人名为黄杰——她更是显得平凡无奇，平静得如同一滴水。

徐小岩，是我童年至少年时代长久相伴的挚友。那段时光，我们共同生活在寄宿制的集体环境中。日复一日，夜以继日，我们几乎无所不谈。每到周末，我们往往无需城里的家人派车来接，而是选择步行数十里，结伴同行返回。那时的苏州街，连接着海淀与市区，却只是条简陋的土路。我和小岩在这条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行走，边赶路边畅谈天地间的大事，直至晚霞消散，夜幕降临，方才抵达家中。尽管饥肠辘辘，腰酸腿疼，但内心却充满了畅快。在那个年代，我们视吃苦与磨炼为乐，身上常穿着父兄遗留下来的旧军装。

在我们的交谈中，小岩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父辈——徐向前将军与黄杰女士，自然成为了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徐帅那戏剧化的人生起伏有了更为深刻的关注。黄杰女士不仅与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拥有着一段段令人称道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以及动荡年代的艰难历程中，她与徐帅并肩前行。由于这些故事鲜为人知，它们显得愈发动人心魄。

02、为避婚考入“黄埔六期”

黄杰，生于1909年11月16日，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是她诞生的摇篮。然而，她的童年充满了不幸，年仅两岁时，父亲便离她而去，此后她便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黄杰的伯父，黄仲甫，昔日曾担任郝穴团防局的团总，彼时在镇上享有盛誉，既是一位知名的绅士，亦是一位坚守封建伦理的卫道士。他力图将封建道德的教诲灌输给黄杰，然而，年轻的黄杰对此表现出了坚决的抵制。黄杰自幼就读于郝穴高等小学堂（今郝穴小学），聪慧好学，性格坚毅，对自由充满热爱。

1924年某日，大伯不假思索地踏进黄杰的家中，对她说：“孩子啊，又长了一岁，转眼间你也步入十几岁的年纪。常言道，男子大了应当娶妻，女子大了应当嫁人。瞧瞧咱们村子里与你同龄的女孩，哪个不是都已为人母了呢？我思量着，趁着年底的喜庆，你也该把婚事定下来。”

不久前，大伯便已亲自登门，充当红娘，促成黄杰与那户豪绅之家的联姻之约。

黄杰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她心中从未真正思考过婚姻的议题。大伯的话语犹如晴天霹雳，猛然袭来，令她震惊不已。

黄杰深信，尽管已迈入十几岁的行列，但若此时急于谈及婚嫁，无疑会对学业造成干扰。

不久后，黄杰从旁人处得知，那位豪绅之子在乡里声名狼藉，堪称一个典型的放荡不羁的公子哥。这一消息更是加剧了她与伯父之间的激烈冲突。

她说：“我想退这门亲事。”

1924年，年方十五的黄杰毅然决然地挣脱了封建旧家庭的桎梏，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她历经艰辛，四处漂泊，两年时光匆匆而过，她听闻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将深刻影响她的一生——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为锻造北伐的中坚力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称黄埔军校）在武汉拉开了招生序幕，广纳英才。

彼时，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成功攻克武汉。1927年1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随之迁至武昌长街的昔日两湖书院（今位于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汇处附近）。代理校长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总教官恽代英，以及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教官，均为中共党员。徐向前担任政治大队第一队的队长。陈毅虽表面上是文书，实则身兼中共党委书记的重任。

恽代英亲自负责指导女生队，而施存统则担任女生队政治部主任一职。

1926年12月，黄杰踏着尘土飞扬的脚步抵达了两湖书院的遗址。她在会客单上郑重地写下：“黄杰，年方十六，籍贯湖北江陵。恳请会见恽代英先生。”

恽代英热情洋溢地接待了她，并对报考流程及各项注意事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本次选拔仅接纳25位学子，竞争激烈，女性考生想要脱颖而出更是难上加难。

那日作文试题为《革命与进化之辨》。黄杰倾尽己知，将能表述的内容悉数写入试卷，字数总计不过108字。她阐述道，革命源于人为，而进化则属自然法则。原来，她家有一位邻居是热衷于进步思想的教授，曾向黄杰传授三民主义。当时的黄杰如白纸一张，聆听时专心致志，因此对教授的教诲铭记于心。

紧接着，数学考试接踵而至。试卷上共有八道题目，然而黄杰仅成功解答了两道。坐在她身后的一名同学察觉到她的困境，便善意地传递了一张纸条给黄杰。黄杰性情朴实，不敢伸手去取。

黄杰的同桌虽文化水平略胜一筹，却未能如愿金榜题名。得知此事后，黄杰心中不禁暗自思忖，自己的成绩或许更为逊色，因而迟迟不敢踏足复试的门槛。

她鼓起勇气前往查看成绩榜，远远便瞥见了“黄杰”两个醒目的大字。随后，她又请老师帮忙找到了试卷，却发现上面并未标注分数，仅留下了“孺子可教”四个字的评语。这四个字让黄杰如愿以偿，她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并被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

彼时，众多女性的从军初衷，绝大多数源于渴望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当时共有183名女性加入党组织，再加上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性并入军校，女子队伍的规模扩充至213人。她们的年龄和文化水平各异，既有大学生，也有像黄杰那样的中学生。她们普遍怀揣爱国之心，但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其中以四川、湖南、湖北的女性居多。未婚女性占多数，年龄介于18至30岁之间，有的已是母亲，有的甚至曾缠足。尽管背景各异，她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勇于突破封建的桎梏，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之中。

1927年2月12日，学校正式迎来了开学的日子。女学员们统一剪短了头发，身穿深灰色的军装，腰间紧束着皮带，头戴军帽。与男学员的装束略有区别的是，她们身着黑色的绑腿，军服的双袖上别有醒目的红色字母“W”标志，并随身携带短枪。

新生需首先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入伍培训。女学员们被编入一个大队，与招募的政治科的两个大队一同隶属于“第六期入伍生”总队。该女生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九个区队，每个区队设有三个班级。武汉分校成立伊始，便在女生队中设立了指导员一职。女生大队长由郑奠邦担任，区队长则由杨伯珩、张麟书等人才担任；三个中队的指导员则由彭猗兰、钟复光、唐维淑等负责。

彼时，军校的财务状况颇为拮据。校内建筑大多简陋，除了一座由青砖瓦搭建的俱乐部外，教堂、宿舍、食堂以及厕所均采用草屋结构。女生队则占据了位于两湖书院东侧一处院落内的两层楼房。楼上为女生宿舍，楼下则用作食堂。

军校的纪律严明，生活节奏紧凑。每当军号声响起，学员们即刻从床上跃起，迅速穿戴整齐，梳理好个人仪容，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在短短十分钟内，一切整理就绪，随即投入到紧张有序的操练之中。

自晨光熹微的5点半起床，直至夜幕低垂的9点半入眠。课程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术科与学科。学科涵盖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内容；术科则依据步兵操典，对军事基础知识进行系统训练。每日八节课时，上午四节用于学科学习，下午四节则专注于术科训练。

黄埔军校借鉴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体系，教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以及《实地测图》等专业课程。同时，还着重开展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等实战训练。

黄杰同学文化素养深厚，智慧过人，在各项学科测评中均取得了“优良”的佳绩。她对于战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是赢得了诸多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对她赞誉有加，不乏羡慕之情，遂亲切地称她为“军校之鹰”。

依照军校的传统，晨曦微露，雄鸡报晓之际，除非遇到雨雪天气，否则各学科各连队的学生皆需集结于公路两侧，排成队列进行晨跑。环岛一圈，行程约有十五公里。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黄杰逐渐习惯了这种长距离的晨跑，身体素质也随之提升。即便身材依旧瘦削，他却已经锻造出了一副能够承受艰苦磨砺的坚韧筋骨。

军校成为国共两党在争夺革命领导权过程中的激烈战场。校长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使得这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似陷入左、右两派斗争的低谷，然而实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周恩来离校之后，恽代英与萧楚女便成为了军校政治讲坛上的璀璨双星。

于军校期间，黄杰不仅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北伐战役，更有幸遇见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杰出领导人，这些珍贵的际遇加深了她对革命事业的坚定追求。

此刻，北伐军迫切需要充实众多中下级军官的行列。在恽代英与萧楚女的紧密团结与感召之下，军校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他们迅速成长，为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众多同学之中，诸如赵一曼、张瑞华、胡兰畦、谢冰莹、曾宪植、危拱之、胡筠等，她们皆在革命史上留下了响当当的名字。

03、难忘事

1928年的春天，年仅十八岁的黄杰毅然决然地踏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

踏入党的行列不久，黄杰便乔装成前来进香的香客，潜至武汉郊外的一座道观。她的直接上级，前武汉分校的教官，亦假扮成香客，正等候在大殿之中。教官以简洁的语言向黄杰传达指示：“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以来，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均实现了迅猛的发展。鄂西地区，段德昌等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已壮大至数百人，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中央决定派遣你前往鄂西开展工作。”

黄杰惊喜交加地说：“鄂西啊，那可是我的故乡啊！”

教官言道：“这正是派遣你前往那里工作的优势所在。看，这是你抵达松滋县后用于联络的荷包。”

黄杰稍作整理行囊，便急匆匆踏上了征程。她更名桂青，肩负起第一任中共松滋县县委书记的重任。

1929年，黄杰乘船抵上海。

她被分配至当时常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辗转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负责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以及上海市委的交通联络工作。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她投身于革命斗争，曾担任闸北区女工部部长和沪东区女工部部长。黄杰与帅孟奇大姐正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相识的。那时，帅大姐在烟厂担任女工，工作中与人交往颇多。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个阶段，黄杰有幸得到了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指导和有力支持。

黄杰曾深情款款地与人分享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那是一个寒冷的1930年冬日，我有幸担任周恩来同志的交通员，那时我居住在英租界成都路的一座洋楼之内。

“直木同志刚刚来过电话，应该不会出事，肯定是你这丫头贪玩，误了大事！”我心中满是委屈，转身在屋角悄然泪下。恰在此时，伯承同志赶到。他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会尽快查明真相，并及时告知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回家后告知我们：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夫人刚从乡下来，带着两只母鸡，一时找不到绳子捆绑，便看到了窗户上的红头绳，不知其为安全信号，便随手拿去绑鸡了。周恩来同志和我听闻后，皆大笑不止，这场误会终于烟消云散。

“黄杰同志，你还记得那次在上海传递情报的经历吗？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始终觉得对你很不公平。那时你年纪尚轻，我们对你确实有所亏欠。让我们共同饮下这杯葡萄酒，纪念那段往事………”

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黄杰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智慧。尤为关键的一点，便是面对任何挑战，都需保持冷静，深思熟虑，以智取胜，方能制服敌人。

04、狱中磨砺与初婚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黄杰开启了人生中的首次恋情与婚姻之旅。

她的伴侣，原名曾钟圣，后更名为曾中生，堪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杰出军事家。

193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曾中生与黄杰受命前往南京，从事兵运工作。不久，他们荣获任命，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一职。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与斗争历程中，黄杰与曾中生彼此心生爱慕，于同年7月，在组织的大力支持下，正式结为夫妻。然而，由于革命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夫妻生活往往是聚少离多。

婚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聂荣臻同志便与曾中生进行了交流，并委派他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特委书记一职，并兼任军委主席。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黄杰则暂时留守上海。

黄杰与曾中生，这对新婚伉俪虽满怀眷恋，却依然心系革命大局，毅然决然服从召唤。他们彼此承诺，待几个月后，便在鄂豫皖地区重逢。然而，这一别竟成为了永诀！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抵达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位于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最新抵制方针。他的莅临，为大别山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批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曾中生并未过度追责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个人，从而促成了鄂豫皖苏区内部的广泛团结。

自1930年11月至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与鄂豫皖红军经历了迅猛发展、喜讯迭起的辉煌岁月。在这短短几个月里，曾中生同志率领苏区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成功击退了敌人发起的两次大规模“围剿”。在此期间，苏区的版图迅速扩张：西至平汉铁路，东抵淠河，南至黄陂、罗田北部，北达潢川、固始南部，所辖区域覆盖了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亦突破了两百万。

1931年四月，正当鄂豫皖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胜利曙光初现之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了这片红色土地。翌年五月一日，在河南新集，他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并正式设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及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而曾中生与邝继勋则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然而，张国焘对于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感到颇为不满。

1932年12月，张国焘的误判导致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创，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漫长的行军路上，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层深知盲目撤退的巨大风险，遂商议派遣代表向中央汇报现状，揭露张国焘的错误，并恳请中央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然而，他们又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决定由曾中生汇总众人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停止无休止的撤退，并在陕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建议。面对众怒，张国焘深感孤立无援，被迫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直面张国焘这位党内无人敢触的霸王，列举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强化集体领导，并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自任主席）。然而，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忌恨与日俱增。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指使人秘密杀害了年仅35岁的曾中生于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事后却反诬其逃跑投敌。直至1945年，党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9年11月，在牺牲半个多世纪之后，曾中生被中共中央军委追认为中共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

在193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化名为赵映华的黄杰不幸在上海被捕。与他一同被监禁的，还有众多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

在危急关头，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全力营救，她邀请了一位知名大律师出庭为她们辩护，从而确保她们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因被以“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定罪，判处五年监禁的黄杰，在宋庆龄女士的斡旋下，以“无知幼女”为由，刑期得以减去两年半，最终被关押于英租界的提篮桥女子监狱。

两年半的囚禁生涯，非但未能磨灭她这位“无知幼女”的斗志，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坚韧与勇敢。在狱中，她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5年，黄杰出狱之际，上海党组织内部秩序紊乱，红与白界限模糊。他曾尝试前往延安，但未能如愿，直至次年，才辗转抵达香港，方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此刻，她方才确切地得知，曾中生于1935年在红四方面军遭受了不白之冤，不幸遇害的悲讯。

黄杰泪水纵横，心如刀割。然而，在党组织的温暖关怀中，她愈发坚韧不拔。黄杰深知，唯有加倍勤奋投身于党的伟业，全力以赴于革命事业，方能是对逝去亲人的最深刻缅怀。

05、短暂的婚姻再续

在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之际，年轻的黄杰再度经历了爱情的降临与婚姻的缔结。

郑德，坚强党员。

郑德家，作为当时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家境富足。然而，郑德并未沉溺于富贵安逸的生活，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郑德对坚韧不拔的黄杰心生敬仰，立志效仿她那全情投入于党的事业，追求同样富有意义的生命轨迹。

1938年，黄杰肩负党组织的使命，远赴新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就任服务团女生队队长的要职。

随着服务团女生队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黄杰与郑德亦应党组织之命，一同抵达了重庆。

山城的生活条件极为严苛。他们几乎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云雾缭绕的环境中。

1939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陈潭秋自莫斯科抵达迪化，即今日的乌鲁木齐。党中央委派他担任中共新疆省的代表，并出任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主任，同时他化名为徐杰。

受抗日战争汹涌浪潮的推动，我党与盛世才携手构建了抗日统一战线。郑德，党组织精心培育的首批飞行员，肩负使命，远赴新疆深造飞行技艺。而黄杰则留守内地，肩负重任，被委以合川战时第一保育院工场主任之职。

1940年，黄杰告别了在白区辛勤耕耘多年的岁月，终于实现了心中那久违的夙愿，踏上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土地。

黄杰光荣地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组织部的部长职务。

她常挂念分别一年的郑德。

某日，中央组织部的高级领导约黄杰进行了一次严肃的交谈，并向她传达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黄杰同志，务必坚强面对！毛泽东同志曾言，奋斗之路难免有牺牲，在革命的硝烟中，生命的消逝乃家常便饭……”

原来，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地区大力推动抗日事业，引领“新乐营”的战士们深入学习文化和军事知识，为重返抗日战争一线储备力量。大批援华物资沿新疆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延安。然而，多疑的盛世才对此深表不满，不择手段制造摩擦，借机刁难。他甚至以“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软禁。在危急关头，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治疗伤势回国，途经新疆作短暂逗留。在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陪同下，周恩来与盛世才进行了会面，再次重申我党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原则立场，言辞激昂，据理力争，使得盛世才表面上不得不作出让步。

最终，盛世才彻底揭去了“革命”的伪装，将我党在新疆培养的第一批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以及郑德等，尽数囚禁并残忍杀害！

郑德宁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对黄杰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

鉴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他们不得不将未满周岁的幼儿送往香港，托付于大伯父家中抚养。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幼儿却成为了“资本家”之子。在那个时代，一位革命家的母亲与“资本家”的儿子之间，是难以相认的。然而，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不懈努力下，双方关系逐渐有所缓和，往来也日渐频繁。

黄杰，这位久经风霜、饱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迅速适应了新环境，将工作推进得有声有色。

1945年，组织部的领导了解到黄杰过往曾在保育院服务，遂与她进行了交谈，期望她能出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的职务。

领导首先说道：“我们已与八位同事进行过沟通，他们均对此岗位表示了拒绝。作为第九位，你对此有何看法？”

“可以的。”

此事已尘埃落定。组织部那位领导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黄杰并未犯错，为何要将她调往保育院？”

黄杰闻言，却以无比的豁达态度笑着回应那些老大姐：“这纯粹是我心甘情愿所为。你们想想，在延安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有多少烈士的遗孤正等待着我们的关怀与呵护啊！”

备受瞩目的电影故事片《啊，摇篮》，描绘了黄杰与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一群孩子们的动人故事。

宋庆龄女士得知了黄杰及保育院的相关情况，特此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慷慨捐赠了衣物与食品。每一次，均由邓颖超大姐亲自将这份援助转交给黄杰与保育院。

黄杰之所以能展现出如此达观的心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与她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种种磨砺密不可分。

黄杰与徐向前在延河畔相遇。

众多资深同志与昔日战友持续关注着黄杰，他历经过两次家庭悲剧的打击，且长期独处。

1940年，得益于张琴秋等前辈的牵线搭桥，黄杰与徐向前得以相识，随后彼此深入了解并坠入爱河。于1946年5月4日，两人喜结连理，婚后育有一子名小岩，一女名小涛。

无论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还是推翻旧政权的解放战争年代，黄杰始终与徐向前并肩作战，驰骋于陕甘宁及三晋辽阔的土地之上，为革命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勋。

新中国成立以来，她在这和平岁月里，先后担任了青岛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纺织工会组织部部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人事司的副司长、司长、干部部部长，还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顾问。她不仅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曾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委员。1985年，她荣幸地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黄杰与曾任全军“文革”组长之职的徐向前元帅并肩作战，坚决抵制极“左”思想的侵蚀。他沉着应对谎言、诬陷和种种令人震惊的突袭，曾深夜闯入毛家湾，直面林彪进行坚决的斗争。

06、晚年关切家乡

步入晚年的黄杰，始终心系家乡的人民以及家乡的发展与建设。1984年，她亲自为郝穴镇正在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挥毫题写碑名。次年2月，她再次亲笔为即将付梓的《郝穴镇志》题词。1996年和2006年，她分别以书信或其他形式，向母校郝穴小学的90周年和100周年校庆致以诚挚的祝贺。她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人民的深情，以及对家乡建设和教育发展的关心，无不体现。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与世长辞，家人遵照她的遗愿，将一半骨灰带回故里，撒入郝穴铁牛矶的长江之中，以此表达她对家乡无尽的眷恋与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