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蒋介石的回电，我们推测新四军军部可能曾发出一份类似“是否执行处决，敬请电令指示”的请示。唯有如此，才能在逻辑上达到自圆其说。

事实上，查阅新四军军部留存的历史文电记录，并无此类电报的记载。同样，在蒋介石一方亦未发现相关文献存档。

据此，我们得以确信，新四军军部未曾下达过此类请示。

蒋介石的批复实则透露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似乎抱着一种浑水摸鱼、无论结果如何都要试探一番的心态，发布了这样一封回电。你们枪决高敬亭固然是好事，省去了国军诸多麻烦；即便不执行枪决，那也是你们内部的事务。

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新四军军部的主将项英，还是在江北指挥部的叶挺与张云逸，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均未采取主动干预的措施。当时，若任何一方提出反对意见，枪决之事基本上便难以成行。

这也间接反映出，虎将高敬亭在那两年间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触怒了众人，导致在关键时刻无人愿意伸出援手相助。

回顾1938年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同志致长江局的报告，其中对高敬亭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此事已演至顶峰，对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以及安徽地区的各项工作都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数月之后，延安对高敬亭被处决一事进行了复核，叶挺、项英、张云逸等人亦均接受了检讨。此事显然昭示，在高敬亭被枪决之际，他们并未进行任何阻拦。

经过一番梳理，整个逻辑关系变得井然有序。

聊聊皖南事变。

众多资料详尽地记载了皖南事变的始末，然而在众多研究者和爱好者深入探究此事时，往往陷入片面之词的困境，多集中于分析项英如何对抗和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使得阅读这些研究成果后，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中央为何持续容忍？项英的行为为何如此大胆？中央为何又给予项英如此高的评价？

若未能阐明这些问题，我们的疑问将永无解日。

先前我们阐述的诸多内容，实则旨在为今日的文字内容奠定坚实基础。

新四军成立伊始，中央便指令其分兵挺进苏南，旨在建立稳固的苏南根据地。

项英在接到电文后几乎是立即下令，要求粟裕从1、2、3支队中紧急抽调侦察部队，组建成先遣部队。翌日，该部队便启程开往溧水。

1938年5月4日，中央政府下达指示，要求派遣部队伴随先遣队一同进军苏南地区。

三天之后，即5月8日，项英部署陈毅率领第一支队紧随先遣支队，挺进苏南地区。

经过一年多的持续战斗与发展，1、2支队现已扩充至一万余人的规模，在江南地区声势已成。

项英洞察时机已至，便主动向延安提议，设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和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统筹指挥第一、第二支队。尽管在北渡东进的问题上，项英与陈毅曾出现分歧，但最终项英被陈毅的见解所折服，为江南指挥部的北渡东进战略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项英始终督促高敬亭率领的第四支队坚定地贯彻中央“东进苏中、苏北”的战略部署。

为削弱高敬亭的影响、降低抵制情绪、使各单位能更自由地扩大部队规模，项英与叶挺等同志向中央提议，在江北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同时，他们在皖北积极建立并壮大新四军游击纵队。

一句话，自新四军成立以来，项英便为该军的创立与成长倾注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努力。

我们回顾过去，可以发现项英当时所采取的绝大多数行动，均与中央为新四军量身制定的“向北拓展，向东作战，稳固现有阵地”的发展战略相契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一阶段，尤其是在推进苏南战略和设立江北指挥部等关键节点，项英与党中央之间的通信往来，电文频传，几乎事无巨细，均需汇报。

至于项英将军与叶挺将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自周恩来同志亲赴新四军军部进行专门调解之后，叶、项二人的关系已显著改善。双方均以工作与全局为重，基本实现了商议与协商。

本文并非旨在为项英进行所谓“洗白”。

作者依旧坚信：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承担着主要责任！

一是项英没有不扣不扣执行中央的命令。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就致电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主席特别询问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10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下决心移皖北，由4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诸多类似指令俯拾皆是，此处便不再逐一赘述。

一言以蔽之，中央自一年多前便屡次催促军部和3支队进行转移，然而项英却宛如中了迷药，始终未曾有所行动。此情形唯有一种解释，即项英深受王明路线的熏陶，对国民党仍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0年12月26日，主席情绪激动，致信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所有来电均已收到。你们面对困境时屡次询问方针，然而一年前中央已明确指示了方向，即向北拓展，深入敌后，但你们却屡次找借口未予执行。⋯⋯同时，你们切勿对国民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寄望于国民党的援助，即便其援助为意外，也应如此看待。你们必须坚定决心，想方设法突破最艰难的环境，实现向北迁移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哪个单位像你们这样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缺乏决断力。在迁移过程中，若遭遇国民党攻击，你们应做好自卫准备，这一点中央早已告知。我们不明白你们希望我们指示何种方针，你们是否已有明确的方向？现在又提出拖延或撤退的问题，你们究竟有何主张？是主张拖延还是撤退？如此缺乏明确立场和方向，未来必将遭受重大损失。”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电报中严厉批评了项英的犹豫，说“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其次，项英带领少数人悄然离队。在1月4日的夜晚，叶挺与项英率领着超过9000名战士，兵分三路，向南进发。

为何军队未直接北进至苏南根据地？实因项英采纳了“声东击西，迷惑敌军”的策略，下令部队向东南方向绕行。

此路无疑是一条绝路！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国军最强大的势力；而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军甚至可视为新四军所向的目标！

1月7日的午后，新四军经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成功占领了星潭，紧接着乘胜追击，向廊桥河进发。一旦三路人马在廊桥河会师，便有望突破包围。遗憾的是，军部并未意识到星潭已被攻克，项英仍在百户坑主持军事会议，讨论持续了整整七个多小时。最终，会议否决了叶挺坚决攻占星潭的正确建议，导致我军完全错过了突围的最佳时机。

1月8日之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同志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了军部。当夜11时左右，叶挺将军向刘少奇同志进行了情况汇报。

“鉴于项、袁、周在紧急关头擅自脱离部队，建议中央下达明令，撤销项的职务，并指派小姚负责政治事务，叶负责军事事务，以期稳定局势。”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复电刘少奇、陈毅说：“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领导之位，责任重大！需兼顾各方各面，既得维护形象，亦要顾全大局！

1月11日的午后，陷入困境的项英率部重返队伍。

令人尴尬的是，1月13日，项英再度带领人员擅自脱离队伍。

每次翻阅这段历史，笔者常掩卷长叹。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领导新四军的三年多时光里，项英同志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兵力规模而言，新四军已由初创时期的一万余人壮大至六万余人。

众多涉及皖南事变的论述与资料，往往仅聚焦于个别细节，无意或有意地遗漏了项英先前所做的大量努力，致使项英的形象几乎被完全抹黑！

这显然只是片面之词，并不符合正确的唯物史观。

若项英真如你所言毫无价值，那么为何至今官方对其评价依旧极高，难以反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