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堪称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担任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对江青那些不可告人的黑历史了如指掌；并参与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查工作。昔日，因循职业本能，王芳对个人过往保持着缄默。然而，今时今日，为了留存宝贵的历史资料，王芳追溯往昔，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出版了《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文正是摘录自该书。

1954年三月下旬，江青不期然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此信经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之手，转递至江青手中。

江青在接到匿名信的那一刻，怒火中烧，其神色间流露出几分紧张与不安。

翌日，江青约我进行了一场持续整个上午的交谈，她强调自己青年时代便是一位坚定且富有进步精神的革命战士。她坚称，有人对她进行诽谤，其背后定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政治企图。江青还将匿名信展示于我面前。

我匆匆瞥了一眼，便心生厌倦，遂将信件递了出去。

江青表情凝重地言道：“难道你不去查看？这分明是一封针对我的反革命匿名信，作为公安厅长，你必须辨明真相，协助我解开此案。有人恶意编造谣言来中伤我，其目的显然并非针对我，而是暗指主席。”

这封匿名信主要揭露了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于上海的一段风流韵事及其被捕后变节的历史。信中的内容详实具体。写信人显然对江青的过往历史了如指掌。鉴于写信人对江青30年代的经历以及党内高层状况的深入了解，江青推测此人非党内高级干部或文化界知名人士莫属，亦或是他们的配偶。当时，我理解写信人之所以揭露她的旧事，挖掘她的痛点，实则是对她如今身为第一夫人所展现的傲慢态度深感不满，并向她发出警告和批评，期望她能收敛一些，不要过于嚣张。

在我浏览完江青转递的匿名信件后，她突然向我提问：“你是否认识扬帆？”

当时她的提问并未引起我的警觉，我随口答道：“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曾为八路军效力，而他是新四军的一员。解放后，他在上海担任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我们之间的往来颇为频繁，关系也颇为亲密。”

江青听我提及此事，略显不悦，带着一丝含蓄的语气道：“你可知他曾用过的名字？他先前并非名为扬帆，而是叫殷杨。他曾任职于国民党南京戏剧专科学校。”

江青未再继续她的言辞，四周的气氛略显凝重。她或许在揣摩我是否知晓，扬帆曾秘密搜集她在上海的种种资料，并写信向延安的党中央汇报此事。

在三十年代，扬帆遵照党的指导，以记者的公开身份活跃于上海“左联”，投身于文化救亡运动。由此，他对江青在上海那段时期内，曾遭受国民党拘捕、被迫自首变节的经历，以及她生活中的种种风流韵事和复杂的社会交往，都了如指掌。

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项英同志，得知毛主席与江青即将联姻的消息后，本着对党的高度忠诚与责任，决定搜集整理一份关于江青在上海那段过往历史的资料。他以此名义，通过密电向延安的党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的结尾，项英同志坦率地陈述道：“此人不适宜与主席结为连理。”报告遵循惯例，标明了资料的来源——系由曾参与上海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的扬帆同志提供。然而，这份报告不幸落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手中。善于利用机会的康生，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将该报告转交给了同样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自然未曾见到这份报告。

江青心怀怨恨，在康生的授意下，两次将扬帆投入监狱。首度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1943年10月。幸好，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面对康生的重重压力，他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使得扬帆被囚禁了十个月，最终重获自由。到了1955年元旦，扬帆再次被捕，被冠以“反革命”和“特务”的罪名，长期遭受囚禁和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也背负了包庇扬帆的指控，成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领军人物，于1955年3月被捕入狱。直至二十多年后“四人帮”覆灭，潘汉年与扬帆才得以昭雪。然而，潘汉年此时已在劳改农场离世，而扬帆也因身心遭受极大摧残而精神失常，以至于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已无法相认。

在提及扬帆之后，稍作停顿，江青转而询问我：“你对覃晓晴有所了解吗？”

覃晓晴，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身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夫人，亦曾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的一员。是她，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将她从上海调至浙江，开启了她在浙江的工作生涯。

我的思绪瞬间从对往昔扬帆岁月的追忆中拉回现实。我轻声说道：“覃晓晴在省妇联供职，我有所耳闻，但并不算真正熟悉。据说她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女性。”

当时我所知的仅是，扬帆在担任新四军军部职务期间，曾负责整理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的资料。至于覃晓晴与江青之间是否还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关联，我则一无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得知，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之际，覃晓晴与她同被关押于同一牢房。覃晓晴在回忆被捕经过时，透露是因江青先被捕获，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的身份。然而，江青后来却矢口否认，声称在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经搬了家，因此她并未被捕，而覃晓晴则是无辜被牵连。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闻此噩耗，我们便立刻决定搬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那些人，最终都落得什么下场，不是挨了酷刑，就是被关进了龙华监狱。但李鹤却与他们不同。她在这里仅逗留了数日便重获自由。她性格开朗，活泼异常，京剧唱得尤为动听，还为我们演唱了几段，离别时还赠送了我们一张她的剧照。”言罢，那特务向我展示了一张约二三寸的照片，上面是身着戏服的李鹤，似是扮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

1935年春季，在我入狱之际，我向特务部门供出了我所了解的“无名剧社”中的一些成员，李鹤便是其中之一。

经调查，江青被拘禁于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内，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人员赵耀珊（外号“黑大汉”、“黑大个”）的审问，该审问地点位于公安局特务股的楼上。同时，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的编审组长先大启亦参与了此次审讯过程。

随后，我才渐渐领悟到，江青得知我与扬帆、覃晓晴相识后，为何会显得不悦，神色间流露出不自然。我对江青的性格颇为熟悉。她心胸狭窄，性格多疑。她必然不会忽视，由于我与扬帆、覃晓晴关系匪浅，或许也因此对她过往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心生猜疑。

当她提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特务赵耀珊，我的警惕性陡然提升，于是缄口不言。我心中明了，赵耀珊曾是审讯江青的特务，而江青至今仍担忧他尚在人世。我仅告知她，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遭到枪决。她的面色原本阴郁，听闻此事后，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容。

江青返抵北京后，即刻向毛主席汇报了匿名信事件，强调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并要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破工作。毛主席却认为这并非反革命案件，而是可能由于你工作态度不够虚心，触怒了某些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意见。此时正值七届三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之后。江青坚持将匿名信事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她坚信此事并非孤立事件，并非同志间的不满和私愤，而是一场具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斗争。此后，毛主席并未再提出反对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江青的观点。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工作的焦点集中于上海的党政机关以及文艺领域。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了重要会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全面负责，黄赤波同志负责上海地区的调查工作，而我则负责浙江省的相关事宜。此外，会议对案件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将调查重点聚焦于那些曾在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有所作为的个人。

侦破工作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悄然推进。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负责此案侦破的指挥调度，每隔数日便会亲自听取工作汇报。

彼时，专案组逐一搜集了800余份笔迹样本，展开了详尽的笔迹鉴定工作。针对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近，同时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个体，他们被确立为侦查的重点对象。案卷资料堆积如山，竟多达五六包。这些侦查对象中，不乏如江青昔日房东的女佣秦桂贞，她对江青30年代的经历了如指掌；更有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妻子朱岚，因曾表露对江青的不满而成为疑犯。尽管侦查过程耗时良久，案件至今尚未有突破性进展。

当时，上海市原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成为了调查时间最长、质疑最多的焦点人物。

这起事件源自她的配偶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赖少其曾提出一项提案，倡议组织方面对贺子珍的生活提供关照。

江青对贺子珍怀有极深的怨恨。公安部门在调查赖少其的过程中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对贺子珍的困境感同身受，并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未能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会面一事持有不满。更为巧合的是，赖少其当时恰好在华东文委任职。

在专案组向柯庆施进行了详细汇报后，柯庆施断定曾菲具备作案的可能性和相应的思想根基。随即，公安部门搜集了曾菲的笔迹样本。鉴定结果显示，其笔迹与匿名信上的笔迹高度相似。因此，曾菲迅速成为了侦查的重点对象，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怀疑。

尽管对曾菲进行了多轮隐蔽的调查，却始终未能获取任何确凿证据。

在这期间，江青屡次催促询问，她显然对案件侦破的拖延感到颇为不满。

直至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位向江青匿名写信的人，竟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林伯渠先生离世之际，朱明女士向中央机构致信，就林先生身后遗留的一些问题表达了关切。经核实，两封信的笔迹竟出奇地一致。朱明女士坦承匿名信出自她手，随后她选择了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承担责任。

即便朱明不幸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四人帮”仍旧将他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自“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所涉事宜进行了复审，并最终得出结论：朱明所撰写的致江青之信内容并无不妥，此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系误判，实乃一桩冤案。现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

专机押送王芳赴京受审

作者：叶永烈

摘要：王芳指出，自“文革”爆发以来，江青出于对自身历史问题的担忧，遂将查破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过程中搜集的资料，恶意诬指为“反革命黑调查”。她还将当年参与“18号案”侦查的公安人员，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

方林女士回忆录中透露，对“文革”时期冤案的探究有了关键进展：1967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向许建国提及“18号案”时，现场还有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张春桥。当许建国提及1954年对“18号案”的调查情况，张春桥回应道：“这个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许建国

周恩来之所以对许建国提及“18号案”这一久远的历史事件，实因罗瑞卿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正遭受批斗之苦。罗瑞卿曾是我国首任公安部部长。江青借此机会翻出旧账，指责罗瑞卿在侦查“18号案”过程中搜集了她个人的“黑材料”。

关于张春桥是否向江青报告了许建国的谈话内容，目前尚无确切信息。然而，通过以下时间线的梳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江青与张春桥在当时对1954年侦查“18号案”所遗留的相关档案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级领导、党组副书记王鉴的办公室保险柜内，意外翻检出封存已久的“18号案”侦破相关资料，随即上报给了张春桥。

2月23日，张春桥派遣其秘书取走“18号案”的相关文件，随即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称：“据我判断，某些对他们不利的材料或许业已遭到销毁。”

4月21日，江青与叶群派遣专人赴上海，成功获取了“18号案”的全部案卷，并将其运送至北京。

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给江青写报告说：““此报告详述了上海公安局成功侦破的案件材料，其中包含三十年代发行的杂志、报刊资料，以及江青扮演‘王老五’妻子（蓝苹）时的剧照等。”

江青批示道：“案件已告破，罪犯自杀身亡，相关材料无需继续保存。”

遵照中央专案二办的指示，再次依据江青的指示精神，撰写了一份关于销毁相关案件材料的请示报告。林彪在审阅报告后批示道：“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共同负责组织实施销毁工作。”

9月27日，于中南海的勤政殿中，谢富治与汪东兴亲自操刀，对查获的“18号案”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彻底销毁。

在“18号案”相关档案即将被销毁的关键时刻，1967年9月5日，江青对造反派组织散布谣言称：“上海市公安局针对我收集了一大箱所谓‘黑材料’”。

9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严厉指出：“为何上海市公安局未对此事进行调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何立场？”

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领导迅速展开行动，着手调查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情”以及背后的“幕后推手”。不久之后，他们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交了题为“关于调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情况”的报告。该报告黑白颠倒，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黄赤波以及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诬指为“反党分子”，并将他们与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等人的“黑线”联系起来。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六家造反派团体共同致函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会主要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不实材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篡改了原办案人员的陈述，捏造事实，诬指黄赤波、王鉴、卢伯明、胡志毅（其中卢、胡均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追查18号案件”的名义下，采用各种卑劣手段，非法搜集江青同志的不实材料。报告进而呼吁对这一案件进行彻底审查。

在谢富治、李震、张春桥等人的极尽夸张之下，他们宣称：“他们所针对的并非江青同志，实则指向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随着案件的逐步深入，涉案范围不断扩大，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亦被拘押。

1968年2月1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决议将所谓的“反革命黑调查案”纳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重点审查项目，并指定谢富治、吴法宪二人负责具体审查工作。

王芳

王芳向笔者透露，在“文革”伊始，他便遭受“打倒”的命运，丧失了人身自由，屡遭批斗，并不断被转移至不同的关押地点。1968年2月28日，彼时他正被囚禁于杭州西大街狮虎桥附近浙江省公安厅的一处秘密据点。突然，浙江省公安厅军管组派人前来通知，要求他整理行李，即刻准备转移。王芳心想，这或许只是被迁往杭州的某个地方。然而，当他被押上汽车后，车辆径直驶向了笕桥机场。抵达机场后，他再次被押上了一架空军专机。

王芳事后追忆道：“登机的那一刻，我察觉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四周的座位被白色的布幔隔绝开来，除了寥寥几位表情凝重的军人外，其他乘客间彼此不得相见，更无交谈之机。那层白布之后，我竟无法窥见其中之人。或许我正是最后一位抵达机场的旅客，登机后飞机便匆匆起飞。直至七年后我重获自由，方才得知，与我同机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的黄赤波同志，警卫处的王济普同志，以及浙江公安厅的吕剑光、丛鹭丹两位同仁。”

此架空军专机载着17名人员，其中包括上海市公安局及浙江省公安厅参与侦查“18号案”的相关人员，抵达北京后，他们即刻被羁押，并由中央专案组负责审问。

王芳回忆称：“在北京，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了审查。与我经历的浙江造反派不同，他们并没有让我交代在公安系统长期执行所谓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聚焦于一点：询问我究竟收集了多少关于江青的黑材料。”

至此，王芳终于洞悉了将他从远方以专机方式秘密押送至北京的真正原因。

王芳表示，自“文革”启动以来，江青出于对自身历史问题的担忧，便将查破匿名信案件——“18号案”过程中搜集的资料，恶意诬指为“反革命黑调查”。她还将当年参与“18号案”侦查的公安人员，无端指控为“反革命”。

王芳述说：“近期，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变得更为严格。成员均为空军部队干部，他们态度激进，言辞激烈，反复强调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誓言誓死保护江青同志，对任何反对她的人都将毫不留情地打击。王芳，你搜集了江青同志的负面材料，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与了相关案件的侦破。你的行为甚至超过朱明。现在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究竟搜集了多少关于江青同志的负面材料？又将这些信息散布给了哪些人？”

王芳在狱中受到严酷的折磨：

在羁押期间，我所需的饮食供应分为两个不同等级。正部级干部享有三餐，而副部级则仅有两餐。作为副省长，我按照副部级的标准，日供两餐。每餐仅有两个与鸡蛋相当大小的窝窝头。我通常会将窝窝头对半切开，每半口分两次食用，如此一来，一餐便摄入了八口，一日总计十六口。早餐是稀米汤，米粒难得一见。晚餐则是未清洗的大白菜，此菜仅供我们食用，即便是负责看守的战士也不得享用。我的牙齿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逐渐受损的。这种饮食条件，连半饥半饱都算不上，每日都感饥饿难耐。每年仅国庆节时，才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肉食大餐。

诸多规章之中，诸如每两周必须沐浴一次。每日清晨，半小时的放风时间随之而至，众人轮流出房，于天井中散步。关押于此者，无论何时，皆不得面对面相见。即便是如厕，亦需遵循一套程序：先行敲响房门，向负责看守的战士报告，战士再转告班长。待得许可，红灯亮起，方可步入厕所，而看守战士则守候于门外。如厕完毕，解除警报后方可返回各自的房间。

据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谢静宜后来告诉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学蹲点，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小报，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毛泽东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王芳只是偶尔喜欢喝点酒，告诉他今后少喝为妙。王芳是个好人啊！”

从毛泽东与谢静宜的对话中，我们得以窥见他对王芳的深厚信任。

然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持续拖延，未能释放王芳。

1973年7月，毛泽东再度向汪东兴询问王芳的相关信息。汪东兴随即向“中央文革小组”转达了毛泽东关于释放王芳的明确指令。

1973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正式拟定《关于王芳释放的请示报告》。

王芳仍囚禁狱中。

据王芳的妻子刘馨向笔者透露，她已忍辱负重至极，遂致信毛泽东主席，恳求能释放王芳。

197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刘馨致毛泽东的信件，以《来信摘要》（编号第1336号）的形式呈递给了毛主席。摘要中提及：“浙江省原副省长的夫人致信毛主席，反映自1968年起，王芳已历经审查长达七八年。目前，她身患多种疾病，生命垂危，恳请尽快给出结论，或允许其回家疗养。”信件末尾附上了刘馨于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原始信函。

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道：“王芳、吕剑光二位同志，经我审阅，认为并无问题，似应予以解放。”

在确定了签署日期后，毛泽东又补充了一句：“这二人，我颇为熟知。”

紧随毛泽东亲笔批示之次日，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呈现了该批示的原文，王芳遂得以重获自由。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直接关心，王芳比起许建国要幸运，在“文革”之后还能出任公安部部长。

王芳向笔者透露：“1987年11月，我参观秦城监狱时，通过闭路电视观察了在押犯人的状况，其中包括江青。据管理人员所述，江青得知我担任公安部长后，曾对监管人员表示，我与王芳关系密切，但他在担任部长职位后却未曾探望过我。回想‘文革’时期，那位‘关系密切’的人曾使我失去了7年的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如今，他却敢指责他人薄情，对于这种厚颜无耻之人，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一部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著作，以其严谨的史实梳理和深刻的剖析，生动展现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

林伯渠妻自杀详情：

揭露江青私生活

岱 峻

1954年三月下旬，江青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信件的内容让她勃然大怒，信中揭露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往事以及被捕后变节的事实，证据详实且具体。在江青的强烈要求下，公安部着手展开调查，并将此案定为“18号案”。据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透露，林伯渠去世后，其遗孀朱明向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后遗留的一些问题。经比对，发现匿名信的笔迹与朱明的信件如出一辙。朱明承认了撰写匿名信的事实，并在事后即刻自尽。

朱明，一位革命者的化名，平凡而伟大。她的一生虽短暂，仅42载，却因几件壮举，令世人铭记：首先，在抗战初期，她毅然放弃大小姐的优裕生活，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事业。在延安整风期间，她撰写《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一文，以深刻的反省，成为典范。其次，她长期仰慕并追随林伯渠，终于在1945年与他结为连理。1953年，她匿名致信江青，揭露其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风流往事及变节旧事，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1961年，此案侦破后，她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五十年后，尽管此案疑云重重，但新发现的资料逐渐还原了朱明的一部分真实面貌。

我家培养我成贵夫人

朱明，原名王钧璧，诞生于1919年。她的家族在太平天国时期便身为官僚地主，先祖中不乏为皇家掌管库藏的官员。钧璧小姐曾听父亲讲述，家中大厅的柱子上留下了“长毛”所砍的数道刀痕，至今仍清晰可见。进入民国初期，家境逐渐衰落，然而随着铁路的初步发展，父亲毅然投身于大生意，却不幸导致破产速度加剧。

王钧璧自幼便在母亲膝下成长，那是一个以耕读为传统的大家族。外祖父曾是清朝的学者，而舅父们则多才多艺，涉猎农工医等实用学科。母亲与姨母都受过优良的艺术熏陶，每日清晨便开始临摹《灵飞经》等经典法帖，闲暇时刻则抚琴吹箫，演绎《高山流水》与《桐叶舞秋风》等名曲。俗语有云，三岁便诵唐诗，十二岁便能读《红楼梦》。

坐落于安徽乡野，即便如此，亦能深切体会军阀统治的严苛。富户人家的女眷鲜少踏出家门，王钧璧的母亲她们也不例外，看戏、旅游的机会寥寥无几。购物时，她们多是将需求告知家仆，由他们前往店铺挑选货物，带回家中先予审视，满意后方才购买。“我还记得，在我幼年时，母亲她们对宝石蓝的绸缎衣裳情有独钟，然而随着阴丹士林布的蓝色款式流行开来，她们便认为宝石蓝不再时尚，自此不再穿着。”

不言声而齿微掩，不露裙而步轻盈。自幼，王钧璧便接受了淑女礼仪的严格熏陶：饮食需细嚼慢咽，静默无声。谈吐之间，须轻柔如黄鹂，微笑时则内敛含蓄。行走需稳重沉静，目光不随物游移。落座时须坐姿端正，站立时则要挺拔如松。所谓大家闺秀，犹如傲雪的梅花，或是华贵的牡丹，其风骨应凛然不可犯，仪态万端。她所聆听的启蒙故事，无论是国外的安徒生童话，讲述公主、王子的奇幻冒险，还是国内的传说，无不涉及帝王的伟业、忠孝节义、英雄与美人。在父母口中，霸王项羽与虞姬的故事被视作中国历史上英雄美人的典范。游览南京的胭脂井时，长辈们讲述梁武帝投井的典故，言及嫔妃亦随君赴难，井水遂染红，故有“胭脂井”之称，寓意女子应忠贞于夫。至点将台前，亦引发众人感慨，赞颂英雄气概，至今仍有无数人前来凭吊……

家里属意王钧璧多懂女学，多读一些文艺。而她从小就心有灵犀，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诸如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戴望舒的一句诗为其最爱：“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

“我的家庭，虽将我塑造为一位尊贵的夫人，实则不过是为了满足少数上层统治者的品鉴之需。”在延安整风期间，朱明深刻反思自身血液中残留的旧习。

依恋一座桥梁

在当时的南京，众多高校纷纷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频繁镇压。王钧璧的两位舅父在东南大学任教，他们每次回家时，总是带着遗憾的语气说，学校又抓捕了几位共产党人，而这些人都曾是成绩斐然的优秀学生。然而，家里的其他长辈却认为，这些年轻人应当专注于学业，争取功成名就，不应投身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人是“亡命之徒”。正值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这种被束缚的生活逐渐感到厌倦，她渴望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那时，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抗战爆发之际，她随家人迁往四川避难。1938年9月，王钧璧计划启程前往延安，然而，由于身上无护照，即便她以前往西北联大就读为由，途中关卡严加盘查。规定明确，所有青年若欲通行此路，务必持有军政机关签发的护照。尽管她多方交涉，却始终未能如愿，最终只能返回四川，耐心等待时机。

抗战之初，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上层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议论，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于是王钧璧相信了：“国民党人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王钧璧有幸目睹了林伯渠先生的演讲风采。在接待英国参赞之际，林先生以坚定的语气表述：“鉴于蒋介石将军的路线与我们相悖，他决心消灭我们。我们始终秉持着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信念，为了捍卫人民的福祉，不得不与他展开武装斗争。”王钧璧聆听此言，方悟得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十年内战的起因竟在于蒋介石意图剿灭共产党。自此，他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好感悄然发生转变。

林伯渠身上散发着一股如同磁铁般的魅力。“每日造访林主席的人数众多，其中不乏国民党的高层要员，小党派人士，地方势力代表，名流显贵，学者以及青年才俊。他日复一日地与人交谈，议题涵盖财政经济与考古研究，历史与文学；话题从陕甘宁边区延伸至大后方，从中国扩展至海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那时深感惊讶，未曾想共产党内部竟有如此博学之士。对他深厚的修养及对待所有人皆持平和态度的风范，我由衷地敬佩，这更坚定了我前往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等，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想到他能够无畏艰辛，跨越秦岭，我还有什么理由退缩呢！”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跟随他，离开了四川。

1939年的春天，王钧璧抵达了延安，更名朱明，投身于专为培育女性干部而设立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在那春意盎然的黄土高原上，万物生机勃勃。崖畔上，玉茭的绿叶闪烁着绿意盎然的光泽，翠绿的树木摇曳生姿，火红的山丹丹竞相绽放，清澈的延河水潺潺流淌，巍峨的宝塔山矗立远方……这一切，都让朱明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感动。

至1944年元旦之际，郭姓主任嘱她前往探望林伯渠。抵达林伯渠所居的窑洞，林伯渠首先询问她整风运动的参与情况，继而言道：“你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然仍需明确，整风之路尚需继续努力。”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如今，我认识到要改造自己，这主要得益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运动。但你的长期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番话林伯渠肯定乐意听，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不过是连接你与革命道路的桥梁。然而，更关键的是，你需要稳固自己的立场，切勿过分眷恋于桥梁。须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若不能与党保持紧密的联系，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彼此已表明心迹。

春风送暖入乌延

1945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高票当选。3月28日（农历2月15日），当他晋六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还送了贺联，联语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更是意境深远，他这样说道：“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

林伯渠在致谢之际，感慨道：“我不过是一名战士，一位历经风雨的老兵。若有所得，那便是无论身处何时，我都始终追随进步的潮流，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注定走向衰败的事物弃之脑后……”此外，他还创作了一首《六十自寿》诗，其中写道：

我惭祖逖着先鞭，

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

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等愧乏治平策，

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

春风送暖入乌延。

26岁的朱明，以婚姻与真挚的爱情作为对恩师和引路人的最深情厚礼。新婚燕尔之际，他便迅速被委派至晋绥解放区，投身于宣教事业。

1947年春，胡宗南率部对陕甘宁边区发起了进攻，林伯渠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不得不撤离延安。彭德怀凭借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巧妙指挥西北解放军，迅速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期间，边区政府举办了庆功和表彰等一系列活动，而林伯渠却因痔疾缠身，不得不卧床指挥，虽拟写了贺词，却无法亲自出席。当时，他的病情严重，坐褥常被脓血浸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将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专程照料林伯渠。自此，朱明便日夜陪伴在林伯渠身边。

林老的拐杖，影随行。

1949年10月1日午后三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次盛会由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亲自主持，他以其激昂的嗓音宣告典礼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自今日起正式成立。”伴随着激昂的军乐，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飘扬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林伯渠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秘书长日理万机，而林伯渠所直接掌舵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则成为了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以及政府各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枢枢纽。步入花甲之年的林伯渠因劳成疾，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他依旧坚守岗位，不辞辛劳地前往各地巡视，曾与宋庆龄副主席一同考察东北边疆，亦足迹遍布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甚至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过程中，他的夫人朱明始终陪伴在侧，成为了他坚实的支撑与可靠的依靠。

1959年7月1日，江西庐山之上，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4岁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员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双重身份，携朱明入住河东路251号别墅。在此之前，朱明曾陪同他遍访全国，就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议题展开深入调研。然而，冒进与浮夸之风令他心中忧虑重重。尽管他对领袖的忠诚早已毫无保留，行动上也始终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但“庐山会议”仍在他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7月13日，他在《庐山即景》一诗中抒怀：

五老峰头气象新，

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

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

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

自有群众做结论。

“空中蝴蝶迷茫梦”一句，巧妙地借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对那种脱离实际的夸大其词的现象进行了含蓄的批判；至于“大计熟筹问耦耕”、“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等表述，则更是坦率地吐露了心中的忧虑。

自庐山会议以来，林伯渠的容颜明显显露出岁月的痕迹。他尤爱戏曲，特别是豫剧。1959年10月的某日，相关部门安排了邯郸东风剧团的豫剧小演员胡小凤及其同学们前往林伯渠的住所进行汇报演出。那日，林伯渠显得格外愉悦，中午时分，他与朱明共同设宴款待了这群孩子。宴席上，胡小凤对那碗莲子汤的滋味记忆犹新。到了那年冬天，朱明更是以林老的名义，为她们寄去了纱巾。

追查笔迹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先生不幸离世。当时，一众演员前往林先生的家中进行吊唁。在悲痛的氛围中，朱明女士并未对这群特殊的小朋友们有所怠慢。她对他们感慨道：“林老的身体原本就欠佳，长时间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体力渐渐不支，他曾想要下来休息，但终究不肯妥协。他仍旧坚忍不拔，直至身体最终无法承受。”朱明女士还带领孩子们参观了林老简朴的卧房，其中摆放着一张硬木床。她解释说，林老自战争年代起便养成了睡硬板床的习惯。

在当月13日的日记里，宋庆龄这样记录：“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您通报，我国原陕甘宁主席林老，在上个月的29日不幸离世。他长期受心脏病的困扰，如今已安息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目睹他的妻子用一双瘦弱的手紧紧捧着他的骨灰盒，我们跟随着其后，这一幕令人动容。”

历经丈夫离世之痛，朱明的情绪逐渐趋于平静。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她将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她开始走出悲苦的心境。据张宝昌说：

1961年，朱明自南方疗养归来后的次日，我第三次造访她的居所，此次我们谈论的依然是关于伙食的话题。然而，朱明所谈的，已非单纯的饮食问题。她说道：“此次南行，历时较长，饮食与睡眠均颇得宜，我的身体状况显著改善。近期，我萌生了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及讲话等资料的念头。若中央能够同意部分出版，那自然是最好不过。即便不行，也无妨，我仍会着手整理。这项工作或许需要请人协助，也可能颇为辛劳，因此，我希望能改善一下饮食。至于经济上的问题，我已有安排，无需您挂心。”

她的这一反常表现，与南行前那满心悲伤、愁绪缠绕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展现出了一种异常的爽朗、自在，甚至带有些许超然的姿态，这种态度远远超出了慰藉哀愁的范畴。据陪同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当地相关部门的反馈，她在南方的休养期间，热衷于观赏一些内部电影、精致的画报；频繁参加舞会与聚餐；逛街购物的次数也显著增多……种种迹象都显示：她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变化之大，令人惊讶。

正当此时，她向中央递交了一封书信，信中或许触及了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事宜。然而，她未曾料及，有人早已暗中部署了对这封信中笔迹的追踪调查……

沉冤终于得雪

时光追溯至七载之前，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及其夫人江青莅临杭州，于西湖畔居住逾七十日。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主席启程离去，而江青则选择滞留杭州。至三月下旬，江青接获一封匿名信，该信源自上海，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呈。江青阅信后，情绪极度愤怒。信中详细揭露了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往事以及被捕变节的事实，证据确凿，一目了然。据此推断，写信人对江青的过往了如指掌，亦对党内高层情况有着深刻了解。此信的作者必定是党内高级干部或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或许还是他们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并得到某种默许后，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据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回忆：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标注“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焦点集中于上海的党政机关及文艺领域。随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于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我本人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亦参与其中。会议决定将此匿名信事件作为一起重大案件进行深入侦查。经会议确定，“18号案件”的总体负责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承担，上海地区的责任则落在黄赤波同志肩上，而我则负责浙江地区的工作。……当时，专案组先后搜集了800余人的笔迹样本，并进行了详细的笔迹鉴定工作。他们针对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似且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人员，列为侦查重点，展开针对性调查。仅案件档案就堆叠如山，多达五六包。

王芳透露，在林伯渠离世之后，朱明向中央机构寄出了一封信件，信中反映了林伯渠逝世后遗留的一些问题。经核实，这封信的笔迹与之前匿名信的笔迹完全吻合。朱明对此供认不讳，承认那封匿名信系她所写，随后她选择了自杀。

朱明所写致江青的信内容并无不妥，原判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的做法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实际上，当时此事的影响仅限于极小的圈子，平反昭雪的消息鲜为人知。即便在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中，朱明也仅在1946年提及了一次，关于他的婚姻内容仅此一笔。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夫君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