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封分量十足的举报信被送到了中纪委，信中直指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罗列了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这起举报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被举报人是正厅级干部，更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嫡孙。

革命先驱的后代，竟也陷入了贪腐的泥潭？这个疑问让案件变得异常敏感。中纪委随即成立专案组，为避免惊动地方，他们绕过安徽省，直接派人秘密前往调查，决心一探究竟。

厅长的自行车与55平米房

调查人员最初的设想是，即便李宏塔没有举报信里说得那么严重，作为一名厅级干部，其家境也应相当殷实。然而，当他们悄悄摸到李宏塔的住所时，眼前的一切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彻底愣住了。

这里没有气派的楼房，只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李宏塔的家，是一套面积仅55平方米的房子，他与家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长达16年。屋内的陈设极为简陋，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生活痕迹却十分明显，绝非刻意伪装。

调查人员手中所谓的“充分证据”在现实面前显得荒诞不经。他们不禁反问那些举报者：“你们见过住在这种房子里的贪官吗？”客厅墙上悬挂着李大钊夫妇的遗像，两侧是那副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清晰的李宏塔形象浮现出来。他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个习惯保持了二十多年，以至于后来换成电动车都成了当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安徽民政厅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李厅长骑车上班”，这早已不是秘密。

他并非为了作秀或单纯锻炼身体。骑行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让他有机会更直观地体察民情，了解基层的真实状况。这起看似来势汹汹的举报，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收场，不仅洗清了李宏塔的嫌疑，反而让他清廉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不爱吃葡萄干的省委书记

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并非李宏塔的个人选择，而是源自一种代代相传的家风。他的父亲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一生都在用行动诠释着这种朴素的价值观。李葆华的政治生涯可谓显赫，历任安徽、贵州省委书记，最高官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然而，权力并未给他和家人带来任何特权。李宏塔出生时，父亲已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但他和兄弟姐妹却没能享受到丝毫优待。母亲照样要去工厂上班，孩子们从小就被送进托儿所，因为父母实在无暇照顾。

李葆华曾告诫子女，他们只是普通百姓，不应追求任何特殊待遇。这种严格的教育贯穿始终。李宏塔还记得，有一次别人送来一点葡萄干，他因为嘴馋偷吃了些，结果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李葆华随后自己掏钱买了同样的葡萄干，派人退还了回去。

这件事让李宏塔铭记一生：不能因为自己做了些工作，就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好处。这种言传身教，远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深刻。李葆华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这种亲民作风也深深影响了儿子。

铁肩担道义的源头

李葆华之所以能树立如此坚定的信念，无疑是受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当时的工资水平属于高收入阶层，但他几乎将全部收入都投入到了党的事业创建与发展之中。

他自己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为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尽管年仅38岁就壮烈牺牲，李大钊留给子孙的，却是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加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笔遗产激励着他的后代，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视为最高准则。李葆华晚年，已是副国级干部，却始终和妻子住在一套位于北京三里河的旧机关宿舍里。有人劝他搬家，他总是以“住惯了，不调了”为由谢绝，直至2005年去世。

精神遗产就够了

李宏塔的成长与任职过程，也印证了这种家风的传承。他16岁参军，退役后当工人，后来通过差额选举走上领导岗位。从科级到副厅级，再到正厅级，他坦言父母从未为他打过一个招呼，全凭个人努力。

他在副厅级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7年，对此他毫无怨言。在民政厅，他两次负责分房工作，却从未给自己谋求一套新房。面对最后一批福利房分配，同事替他着急，提醒这是“末班车”，他却幽默地回应：“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2021年6月29日，满头银发的李宏塔站在了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枚沉甸甸的勋章，他没有留作传家宝，而是转身就捐赠给了家乡乐亭的李大钊纪念馆。在他看来，自己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

有人曾问过李宏塔，父亲李葆华给他们留下了多少遗产。他平静地回答：“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便够了。”这句平淡的话语，却道尽了一个家族百年来的坚守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