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青38岁。

江青在外貌上似乎更显年轻，但实则她身患重病，不得不远赴苏联寻求治疗。

对于江青前往苏联治病这件事情，毛主席非常重视。为了让江青在苏联治病的时候和苏联专家沟通的顺畅一些，毛主席特意为她找了俄语翻译。此人便是曾经担任过俄文翻译的张国男。

9月6日，江青启程赴苏。

这一天，张国男卸下了日常所穿的绿军装，换上了一袭她钟爱的红花连衣裙，随后登上了前来接她的车辆。

此行肩负重任，需为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提供俄语翻译服务。张国男业务娴熟，内心却难免紧张，唯恐出现任何意外状况。

不久，车辆抵达了北京南苑机场。此刻，一架苏联的专机已整装待发，准备升空。

片刻之后，一辆汽车缓缓驶至眼前。车辆停定，毛主席与江青相继步出车舱。

因曾在诸多角落目睹毛主席的画像，又曾在中南海与他共舞，张国男便迅速辨认出了毛主席的身影。

张国男深知毛主席公务繁忙，故而他亲自送夫人江青至机场之举，令他颇感意外。在他看来，此举无疑彰显了毛主席与江青之间关系的融洽。

这是张国男与江青的初次相遇。谈及对江青的第一印象，张国男在回忆中提及：“当时近四十岁的江青，着装得体，步履间腰杆挺直，气质不凡。她未施粉黛，却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待人亲切而平和，这让我原本的紧张情绪得以缓解。”

当日下午，江青所乘的专机顺利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紧接着，她乘坐苏联方面提供的黑色吉斯轿车，前往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苏联医院。

为彰显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苏联方面特地派遣了一位名叫娜斯嘉·卡尔图诺娃的中文翻译至江青身边，她同时也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官方中文译员。

此外，每当汽车驶过路口，红灯便迅速转为绿灯。江青安坐车内，悠然观赏着苏联街头的风土人情，心中充满了愉悦。

不一会儿，江青的座驾抵达了克林姆林宫医院，随即她被安置进了一间早已为她预留的舒适病房。该病房设施完备，内部宽敞的卧室内设有病床，而与之相连的较小空间则专为陪护人员所设。

江青甫一安顿妥当，苏联的医疗团队便为她展开了治疗前的全面检查。数日后，检查报告揭晓，苏联的专家们确诊江青患有胆囊结石，并随即对她实施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此次治疗周期较长，直至1953年方告一段落。

彼时，张国男与江青关系融洽，频繁促膝长谈，并留存了共赏的合影。

在交谈之中，江青逐渐掌握了张国男的一些基本资料。她得知张国男的父亲便是声名显赫的李公朴，而当她了解到张国男随母姓时，江青并未露出丝毫惊讶之色。即便在当时，子女随母姓氏的情形尚属罕见。

1946年7月11日，这一天在张国男的记忆中刻骨铭心。正是这一天，她与父爱永别，心中对那些残忍夺走父亲生命的国民党特务，永无宽恕之意。

那日晚，李公朴与夫人张曼筠于昆明途中返家，不料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枪击。枪声响起之际，李公朴应声倒地，再无起身之力，鲜红的血液源源不断从其体内涌出。

不久之后，张曼筠便收到了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自延安发来的唁电。随即，她将这封沉甸甸的唁电内容朗读给了张国男及其弟弟倾听。

“悲痛地听闻公朴先生不幸遭受反动势力狙击，壮烈牺牲，令人无比愤慨！先生毕生致力于救国大业和进步文化事业，坚韧不拔，坚守信念，即使富贵不能使他堕落，威武不能使他屈服。今日，为了追求和平与民主，却不幸成为反动派残忍行径的牺牲品，这是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先生永恒的光荣。全国人民将把先生的离世视为警钟，更加奋发图强，投身救国事业，实际上也是为了自身的救赎。”

李公朴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的友情。

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营救下，被关押了8个多月的李公朴走出监狱。出狱后，李公朴对延安产生了很大兴趣。

1938年11月，李公朴携妻子等，不远万里，毅然踏上了延安的沃土。

抵达延安之际，李公朴即刻向毛主席提出了拜访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毛主席竟在翌日亲自来到他的寓所，登门造访。

在那日，毛主席与李公朴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勉励他于延安各地广泛游历，细心观察，切实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让全民族深刻领悟抗战的真谛。

除此之外，毛主席亦于张曼筠女士的画作《长城》之上挥毫题词，其笔下生花之作中，便包括了那传颂千古的名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以及源自旧作的《清平乐·六盘山》。

在毛主席的亲切鼓舞下，李公朴此次莅临延安，耗时一个多月，深入考察了延安的抗战局势。他坚信，延安不仅是我国革命的圣地与摇篮，更是民族希望的象征。

此次延安之旅，李公朴深受振奋，基于其亲历目睹，他挥毫泼墨，撰写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

这是李公朴与毛主席的相遇。

1939年四月，李公朴再度踏足延安。得益于中共中央的热心扶持，他在此期间成功设立了“抗战建国教学团”，并带领团队深入晋西北、晋察冀边区等地，对根据地的抗日斗争进行了实地考察。

之后，李公朴写下了《华北敌后—晋察冀》。在这篇文章中，李公朴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因此，李公朴先生不幸遇害之后，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即刻发去唁电，以表达他们满腔的悲愤之情！

10月6日，来自上海各界的代表齐聚静安寺，共同缅怀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

当日的午后，周恩来总理特地携夫人邓颖超莅临，进行祭奠。这亦是张国男首次得见周恩来总理之风采。关于此事，张国男在日后回忆中提及：

周总理对烈士家属的关怀细致入微。自父亲遭难之后，我们每月均能收到他慷慨资助的生活费，直至两年后全家抵达解放区。每当忆及此事，心中总是涌起暖流。

为子女择名，李公朴总有他的深意所在。1931年，当张国男降生之际，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我国东三省。因此，李公朴为女儿取名“国男”，其中“难”与“男”音近，寄望女儿未来能如男子般，为国家献力。

1933年，李公朴迎来了他儿子的诞生，便为其取名“国友”。其中，“友”字正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巧妙谐音。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李公朴便时常教导他们吟唱救亡之歌，让他们深刻铭记国家的苦难，与国家共担忧虑，同时也向他们娓娓道来他们名字背后的渊源。

谈及她和弟弟的姓氏，张国男回忆道：“我们的姓氏，是在我们踏入幼儿园报名之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确定的。起初，按照父亲的姓氏似乎顺理成章，然而父亲却打破了传统，主动征询我们的意愿。我表达了自己希望随母亲姓的愿望，而弟弟则选择了跟随父亲。最终，父亲尊重了我们两个孩子的选择。”

1947年夏季，沈钧儒着手在香港复兴民主同盟。为此，张国男及其家人抵达香港，并在培侨中学完成了学业。在此期间，张国男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十月，依循地下党的精心筹划，张国男及其家人历经辗转，从香港出发，途经天津，穿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最终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市。

随后，张国男进入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张国男又学习了俄语。

1949年，随着北平的解放，张国男得以跟随学校踏入这座城市。随后，他转入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继续深造俄语。

1951年，尚未完成学业的张国男脱颖而出，被选中进入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在此，他担当了为我国中央首长诊疗的两位苏联院士教授的俄语翻译一职。

1952年夏日某日，我接到一项命令：将陪同江青同志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并担任其翻译。在启程之际，军委卫生部傅连暲部长亲自与我进行了谈话：出差期间，禁止与家人书信往来，所有信件将由大使馆信使转达；同时，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出差的具体任务。此次任务，我不仅要胜任翻译一职，还需精心为江青同志提供服务。回国后，须直接向我汇报。

鉴于傅连暲部长亲自与她沟通，张国男对该项工作极为重视。她特意做了周密准备，力求确保此次外出任务万无一失。

1953年9月，江青重返祖国。随后，她特地设宴款待了张国男等友人，对她们在苏联期间陪伴自己疗伤的深情厚谊表达了诚挚的感激之情。

鉴于江青对张国男表现出的高度满意，她在随后赴苏联就医之际，亦特意挑选了张国男担任其俄语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