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毛远新

邓颖超请我上山作文。

作者指出，在“大跃进”时期，女性及其他领域的劳动竞赛成为传颂千古的佳话，然而“浮夸风”却引发了广泛的批评。针对“浮夸风”兴起的缘由，有观点认为，这与“上行下效”的导向密切相关。

朱旦华强调：党中央及毛主席一贯坚定地反对虚假、夸张及空洞的宣传手法。但即便如此，在1958年的宣传报道中，有关粮食亩产量的不实数据却层出不穷。这一现象折射出了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以下，我将举出一个典型案例，以供各位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深思与拓展。

1958年盛夏，正当“大跃进”的狂潮席卷各地之时，一些区域的虚报之风尤为盛行。江西省妇联对此高度重视，特意强调，下派核实情况的干部必须秉持“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即未亲眼所见、亲自核实的数据不得擅自上报。所有参与下派工作的同志均严格执行此规定，任何违反者都将受到严肃处理。正因为如此，妇联干部上报的数据普遍具有极高的准确度。

例如，基层干部宣称丰收在即，当她们询问妇女们试验田的每亩产量时，下派的干部却坚持亲自核实，以确保万无一失。基层干部想出了各种“对策”，时而以照看孩子就医为由，时而声称大队会计不在，无法计算，试图让下派的妇女干部认可她们所填报的试验田粮食产量。然而，妇联干部坚守在试验田旁，寸步不离，最终那位基层干部不得不重新提交了试验田的实际产量。

在搜集并整理了这些较为贴近实际的基层资料后，我们发现公社食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愈发明显，因此，我拟向全国妇联进行集中汇报，以反映这一现状。

恰在此时，1959年6月28日，邓颖超同志莅临南昌，此次行程主要目的是顺访江西省妇联，并在之后前往庐山参加重要会议。江西省妇联的同志们早已对邓大姐的大名如雷贯耳，许多人更是有幸首次目睹了她的风采，无不激动不已。邓大姐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态度谦逊，这让妇联的同事们对她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正是这样，公社食堂的问题才得以被揭露出来。

我搜集到一首描绘公社食堂的顺口溜，谨此献上，愿与邓大姐一同欣赏。

走进食堂门，

稀稀拉拉一大盆，

锅里照见人，

碗里照见魂。

街（gāi）外走。

裤子被扯坏。

这首童谣生动地叙述了公社食堂里的粥汤趣事，粥稠得仿佛让人步履蹒跚，回家路上不得不频繁入厕。其描绘形象逼真，内涵丰富。邓颖超女士听说此事后，不禁惊疑地询问：“这真的是事实吗？”

我沉重地点点头。

“在本次庐山会议中，我们必须搜集相关详尽资料。旦华，能否帮忙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

“真是令人欣喜！久违了，上一次为众位大姐们准备资料已是往昔。”不禁回想起那段在中央妇委度过的岁月。

“一起去庐山整理资料。”

“非中央委员。”我摇头。

“得知老方已登顶高峰，这全然是出于工作之故。务必牢记，江西省委此次可是我们的热情东道主。”

方志纯，方志敏的同胞兄弟，彼时身为江西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于1949年6月与朱旦华女士喜结良缘。他早已隐逸山林，此次庐山会议，宛如当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他肩负起了保障大会安全的重任。近期，他已对庐山进行了多次周密的搜索，甚至意外发现了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在邓大姐的诚挚邀请下，我于6月29日与她一同踏上了庐山的征程。

方志纯、朱旦华、毛远新。

毛主席宴请曾志、水静和我。

采访者：在您逗留庐山的时光里，是否有过陪同水静（杨尚奎的前妻，当时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一同下山迎接贺子珍和毛主席团聚的情景呢？

朱旦华：自然数几十年。

翌日，我攀登至山巅，恰遇邓大姐前往大礼堂参加预备会议。于是，我选择留在方志纯的住处，专心致志地整理资料。经过五六日的辛勤耕耘，我终将邓大姐所需的所有材料整理完毕。大约是在上山一周后，方志纯突然前来告诉我，毛主席将于傍晚时分邀请我共进晚餐。

惊喜：“你去？”

方志纯：“我不是女性。”

我顿时喜出望外，竟未察觉到方志纯话语中蕴含的深刻含义。

原来，莅临南昌的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旧部，同时也是贺子珍的至交好友曾志。她登山至顶峰，向主席汇报，称贺子珍意识清醒。毛主席听闻后，便表达了想要亲自一见的愿望。

“你这个上海来的客人，也应该适当地尝试一些辣味。”紧接着，他以轻松的口吻补充道，“江青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沾染辣味。”话音刚落，主席放声大笑，我们也随之欢声笑语，共享这温馨的氛围。

当日，毛主席心情舒畅，直至用餐尾声，不禁感叹：“衷心期盼能与贺子珍重逢，却不知如何着手安排？”

在静谧的氛围中，曾志的眼神紧紧锁定着我。她心中明了，我与毛泽民之间的联姻已成定局。我沉默依旧。性格直爽的水静，带着笑容接话道：“这有何难？我们只需暗中把贺大姐接到山上便可。”

主席的眼神向我投射而来，我不禁揣测，他是否意图让我与水静共同去迎接贺子珍？我们四人肩并肩守护着一个深藏的秘密。回想起1949年6月，贺子珍及其妹妹贺怡（毛泽覃的遗孀），历经曲折来到天津，我和方志纯陪伴她们直至抵达上海。那次行动策划得极其缜密，时至今日，各方面依旧保持平静无波。尽管岁月流转，我依然选择缄默不语。

贺子珍、贺怡姐妹

我当时的思绪，比平静的水面要深幽得多。这或许源于我的年龄与经历，亦或是由于身处于毛泽东家族的微妙位置。我心中所想的是，毛主席若能与贺子珍相见，那不过是他内心深处的最后一次会面，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深刻烙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十年的风雨同舟，情深似海！”毛泽东，他是一位极重旧情之人。

“当局者迷”，我想，毛主席与贺子珍二位必定都渴望亲自目睹这一历史性的瞬间。至于我，唯有选择缄默以对。

主席问：“旦华，你怎么看？”

【转换失败】：我只能表态：“听主席的。”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主席轻轻点头，各项事务随即得以有条不紊地执行。曾志亦不再对此过多插手。

近年来，通过阅读曾志的回忆录，我了解到此事系陶铸所阻止。她在书中记载：“陶铸曾言：‘若此事传至江青耳中，后果将不堪设想！’自此，我便不再参与其中。最近方得知，朱旦华同志和水静同志曾陪同子珍一同登山上山，会晤了毛泽东。”③

从左至右：陶铸、江青、曾志、毛泽东

我与贺子珍山上共宿一晚

朱旦华回忆起那日情景，提及在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亲自安排下，我与水静于7月7日的午后两点左右，踏上了下山的征途。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昌，那里将迎来贺子珍的到来。

庐山至南昌的距离并不算遥远，全程不过两百公里，当时驾车仅需大约三个小时便可抵达。踏入车厢的那一刻，水静便向我透露了杨尚奎在出发前特别关照的事项：主席有明确的指示，务必不让贺子珍知晓上山的目的，以免她的情绪波动影响健康。因此，我们商议后决定，以“贺子珍同志作为老红军，江西省委特邀请她上山避暑”为由，邀请她一同上山。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贺子珍的同意。

贺子珍

7月8日午后三点整，一辆小车悄无声息地驶至贺子珍（庐山）的居所。在这过程中，无人察觉到它将贺子珍秘密带往庐山，并最终抵达位于江西省委牯岭涵洞左侧的一处精心挑选的隐蔽小招待所，具体位于“二十八号”房间。

随着夜色渐浓，水波不兴，贺子珍便静静地离开了。而她则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着手向毛主席和杨尚奎进行汇报，并逐一安排各项事务。与此同时，我与贺子珍共居一室，一同在招待所内度过了一夜。

庐山的夜幕降临，静谧得令人窒息。贺子珍声音轻柔地叹道：“我真是太懊悔了！”我心中涌起深深的同情，无言中以点头相慰。

自1949年6月与贺子珍初识，我有幸受邀赴北京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在那次的聚会中，我得以向几位曾在中央妇委任职的前辈大姐请教，探究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深层原因。众所周知，毛主席与贺子珍性格均较为急躁，而毛主席凭借其幽默风趣的个性，在延安青年中极受欢迎。男青年与毛主席交谈时，贺子珍总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每当女青年与毛主席长谈，贺子珍便常感到不悦，甚至有时会引发争执。尽管毛主席及中央妇委的各位前辈多次进行劝解，贺子珍的疑虑与日俱增，始终难以释怀。

1937年炎炎夏日，一位外籍女记者有幸得以对毛主席进行了一次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中央的几位同志热情地邀请她一同举杯畅饮。毛主席与女记者举杯互致敬意，恰逢贺子珍匆匆到来，她果断地取过毛主席手中的酒杯。

主席立刻向那位女记者表达了他的歉意，心中忐忑不安地向她解释，称我的妻子缺乏教育，不太了解国外的一些习俗，恳请对方谅解。贺子珍觉得毛泽东的这一行为伤害了她的自尊，因此爆发了一场争吵。

随着夜色降临，毛主席洞察到贺子珍此举在外界记者的视角中或许会对党的形象造成损害，于是他要求她向组织提交检讨，旨在防止此类错误再次上演。然而，贺子珍对此难以认同，她觉得毛主席此举是对她文化素养的轻视，因而断然拒绝检讨，愤然离开延安。她计划先前往上海就医，继而去苏联深造，意图以此证明自己并未被毛主席所轻视。在内心深处，贺子珍依旧怀揣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为党贡献更多力量，而非仅仅仰赖毛主席的声望。

贺子珍和李敏

当贺子珍即将告别延安时，毛主席诚挚地挽留她，话语间流露着无尽的深情。他提及自己平日里不轻易动容，却有三番五次泪如泉涌的时刻：

一是每当听闻贫苦百姓的悲鸣，目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我便难以遏制内心的悲痛。二是那些曾与我并肩作战的通信员，我难以割舍他们离去的背影，尤其是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的离去让我痛哭流涕。三是当我在贵州得知你受伤，情况危急，我忍不住泪如雨下。如今，我的处境已与“左”倾路线时期大相径庭，我拥有了话语权。未来，我定会竭尽全力，不再让你像以往那样承受过多的苦难。

毛主席的话语愈发坚定有力，而贺子珍心中的委屈却愈发沉甸甸，这让她愈发坚定了离去的决心。在情感的漩涡中，女性往往更容易陷入一种奇特的循环，不懂得珍惜眼前的所得，总是对那些遥不可及的事物抱有渴望或追求。贺子珍便是这样的典型，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离开延安的路程。

贺子珍甫抵西安不久，日本便在上海挑起了战火，使得她前往上海的夙愿变得遥不可及。她原定直接赴苏联深造。然而，毛主席再度派人传来了口信，热切邀请她返回延安。据蔡大姐所述，当时李富春亦在西安八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对贺子珍进行劝导，但劝解未能奏效，贺子珍坚决要前往苏联。无奈之下，西安八办只得为她安排了一次汽车之旅，将她送往兰州。毛主席再次通过专人传递口信，并通过电报发出呼吁，希望她能返回延安，切勿前往苏联。然而，贺子珍对此召唤置若罔闻。她性格中流露出一股不屈的傲气，执意前往新疆迪化，并最终抵达了苏联。

贺子珍

在南昌疗养期间，贺子珍向我透露，毛泽东曾三次试图挽留她。首先，在抵达西安后，他通过口信和电报表达了他的留恋之情；其次，在行至兰州时，他再次发电报表示不愿她离去；最后，当贺子珍刚抵达苏联不久，毛泽东寄去一封信，写道：“难道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吗？”贺子珍在回信中回应：“是的，就此分别。”

我目送贺子珍缓缓洗净颜面，她躺卧于床，双眼瞪得圆大，凝视着虚空。

夜色渐浓，贺子珍默默凝视着窗外，那双明亮的眼眸中满是深邃。我本想开口劝慰，却最终将话语咽回腹中。毛泽东与毛泽民，皆为一代之英杰，其中哥哥毛泽东更是伟岸。他们的兄弟情谊与命运，都是难得的缘分。若能相遇，便需懂得珍视；若已离别，亦要学会释怀。释怀，有时正是对过去新的理解和新的珍视。释怀与珍视，如同庐山的崇峰，亦似窗外的风云。那股魅力，总在似是而非又难以名状之间，而有意为之的忘却，恰恰体现了这种魅力的深厚底蕴。

朱老，您言简意赅。

朱旦华轻声细语：“傻孩子啊，真正的爱情，犹如深邃的哲理诗篇。”

纵览山岭起伏，斜瞰峰峦叠嶂，远近高低，景色纷呈，千姿百态。未能一睹庐山真颜，皆因身陷其中。如此风光，人生亦然，爱情亦遵循此理！

那一夜，我和贺子珍都辗转反侧，无法成眠。当晨光的第一缕微光悄然洒落，贺子珍的目光依旧紧紧锁住窗外的景致，她低声而又反复地念叨着：“我太后悔了。”

次日，我未能亲临目睹贺子珍拜访毛主席的情景，亦不晓二人具体交谈了何事，至于下山之行，亦无由亲证。

1959年7月9日之夜，毛泽东与贺子珍于美庐别墅进行了亲切会面。

贺子珍下山约莫一周后，江青便步入了庐山的怀抱。那是在1959年，我有幸与她在庐山并肩行走，同行者还包括她的私人护士，以及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之妻李培君。我们共同欣赏了山间的秀丽风光，并留下了难忘的合影。然而，江青对此却全然不知。

江青的专属护士，亦即江青女士的护理者，分别是朱旦华女士与李培君女士。

四、探析毛主席未出席庐山“全体合影”的成因与影响

朱旦华所述：1959年7月的末旬，庐山之巅的“神仙会”气氛渐显紧张。原本江西省委精心策划的晚间娱乐舞会，很快便无人问津，而预备的电影亦鲜有人问津。与会者们无论是在会内还是会外，纷纷热烈讨论与争执，清晨与黄昏时分，总能目睹三五成群的人们大声辩论的情景。

我国各主要省份的负责人陆续深入山区考察。鉴于各地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各有差异，浮夸风与“共产风”的表现形式亦呈现出多样性，再加上领导们的理论素养和认识水平不一，因此在庐山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激烈辩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现象。这种辩论的激烈程度，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中实属罕见。

自7月23日以来，一种紧张的气氛开始在空气中悄然蔓延。尽管众人聚集在会场外围，但对于究竟发生了何事却一无所知，但他们分明感受到，一场重大的事件正在悄无声息地展开。

七月，我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闭幕日期被调整，紧接着，中央全会亦随即召开。此举在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自8月2日第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来，楼前再无争论之声，众人皆屏息凝神。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要求严格，不得随意探听他人事务。直至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午间圆满闭幕，我才得知彭老总与张闻天同志犯了“错误”。然而，关于具体犯了何种“错误”，并未予以公开透露。

经过47天的会议终于落下帷幕，负责此次会议后勤保障工作的江西省委同仁们，不禁轻轻松了一口气。1959年的庐山会议，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首次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同时也是我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央级盛会。参与会议、列席会议以及为会议提供各项服务的江西同志们，无不热切期待着能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以此作为永恒的纪念。

8月16日黄昏时分，晚餐过后，大家开始忙碌地筹备一场特别的合影活动。杨尚奎面带灿烂的笑容，委托我负责，邀请毛主席以及江西的同志们于明日午后共襄盛举。他带着一丝庄重，又带着几分幽默，说道：“朱旦华去邀请毛主席，这事儿准能成行。”

我断然摇头，回应道：“省委第一书记夫妇此行最为适宜。至于我，则计划邀请周总理及邓大姐，正好借此良机，将省妇联的工作报告递上，以期聆听邓大姐的宝贵意见。”

回首往昔，心中不免涌起一丝不安，生怕在山间再次与主席相遇。在与主席多次的直接对话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他是一位充满深情、人情味浓郁的领导人。主席与彭德怀将军曾是井冈山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经过漫长战火的洗礼，他们之间的友谊已超越了常人的想象，变得醇厚而深远。即便在庐山上，他们对于思想认识的分歧，也不是普通人所能轻易翻出旧账、狭隘心胸的较量。我曾阅读过多部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回忆录和研究文章，深感若不结合毛主席和彭老总那一代人的生死相依，不结合他们为党和人民献身的真理追求，便是对庐山会议的歪曲。我当时的看法是，毛主席在庐山所经历的思考和痛苦，绝不亚于彭老总。他不愿在照片中留下痛苦的神情，也不愿参与江西老表们的合影。

提问者（面带微笑）：您认为当前应该如何审视1959年的庐山会议呢？

朱旦华强调，彭德怀同志是我党历史上一位值得永恒自豪的革命先驱与意志坚定的钢铁战士；而毛主席，则是伟大的开国元勋，他作为党的领航者，引领我党从低谷迈向辉煌，堪称党的伟大奠基者和卓越领导者。谈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我们不可将这两位伟人简单看作对立的两极。我们既要意识到他们在对大跃进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亦需看到他们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忠诚是如何的一致，唯有如此，我们方能精准把握会议冲突的真正内涵。

1959年，我党虽已执掌政权，然而，战争余波未了，封建半封建社会的痕迹，以及战争年代的印记，依旧深刻而沉重。党内吸纳不同意见的机制尚未完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的机制亦未健全。我们不应超越中国共产党及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对参与和主持庐山会议的每一位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提出过于简单化的要求。评价历史人物，不能逆转历史进程，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细致分析，庐山会议的后续效应使得毛主席对党内运作机制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1965年9月，在安排彭德怀同志前往“三线”地区担任副指挥之际，毛主席与他进行了会面，并着重指出：“真理有时藏于少数人的见解之中。”此后，毛主席多次提倡“反潮流”的精神，我认为这些观点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重返1959年8月18日的午后时光，江西省委特意邀请了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几乎全员出席。正如我所预料，毛主席并未现身，他已于当天上午提前离开了庐山。我与邵省长等同仁一同前往180别墅，为他送行。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毛主席、送行人员及其身边的助手们合影留念。在这张照片中，毛主席的神情略显忧郁。

正午时分，彭总未予邀请。周总理、朱德、刘少奇等领导纷纷亮相，均不愿就座于预先安排的中央席位，执意让江西省委的代表们占据前排中央。刘少奇一边吸烟，一边微笑着说：“江西的同志们很辛苦，请你们坐到中间来。”但杨尚奎并未接受。周总理随即严肃地指出：“会议工作人员是在江西省委的领导下工作的，若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不居中就座，似乎不太妥当。”总理的话语引来众人的一阵欢笑。

杨尚奎不幸成为他人精心设计的局中之人，不得不暂时收敛起他那“谦逊”的外表，只得诚恳地请江西的领导同志们先行入座。而我自己，竟意外地被安排在了前排的显眼位置。

“快门轻按，一、二、三——定格。”庐山之巅，这一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地锁定了每个人的笑容。刘少奇、周总理、杨尚奎、邵式平等人的面容上，洋溢着无尽的欢乐。特别定制的照相馆，在照片上精心印上了这一行字：公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庐山之巅。

晚年朱旦华